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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化写作价值思考 　　类型化写作在创作主体怀抱这一写作姿态的刹那，就已决定了他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概而言之，类型化写作是在做着艺术的减法，它不仅是写作艺术本身的减法，也是作家艺术感觉的减法，同时 还是读者艺术空间的减法。 　　 　　 一 　　 在谈论当下流行的“类型化写作”现象之前，先回顾一下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一段文坛公案。当时，为了迎合全民抗战的需要，“作家间开始有选择有计划地描写壮烈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件”（茅盾），通过充分尖锐化和典型化的情节模式与人物类型，以戏剧化的手段――矛盾冲突的高度集中、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或三分模式、人物形象的脸谱化、结构的封闭性等等，进行相关的抗战小说创作。戏剧化写作讲求故事情节的通俗易懂，以迎合当时的斗争需要来着意设计各种类型人物和情节冲突。它的出现一时赢得不少读者青睐，也为鼓动当时的抗战士气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以废名、沈从文、芦焚这些京派作家为首的另一批作家，则对此表示了各自的质疑。他们认为写作不是装假，应该展现生活“本色”，要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据此，他们反对戏剧化小说中出现的这种人为的类型结构模式。 　　现在回想，与其说这批京派作家是在对某种创作方式进行褒贬，不如说是对戏剧化写作中隐含的文学公式化、艺术与生活间的精神联系被割断、艺术创造的空间被限制这样一些潜在因素的警惕，同时还包含了他们对艺术理想的努力坚持。当然，戏剧化写作是否等同于我们所要谈论的类型化写作还有待商榷，但是两者对文学创作模式化、类型化的诉求却有着共同之处。 　　那么，具体该如何理解类型化写作？如何看待当代文学中出现的类型化写作现象？ 　　首先应该认识到，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类型化写作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如果说在上世纪40年代戏剧化小说流行时期类型化写作已露倪端，那么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类型化写作则已经呈现了一种巅峰状态。 　　到了“三突出”理论，类型化写作可谓真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样板戏的出现，也完全可以视作是极端类型化写作的当然延伸。 　　 　　二 　　如果说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选择类型化写作的作家至少是因为身不由己的话，那么现在主动选择类型化写作的作家则有着完全的积极主动性。但他们在两个方面与前者依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将创作题材作类型化选择并将类型化作为主要的结构模式和创作技巧运用在写作过程当中。 　　现在的类型化写作依然首先是题材的类型化，将题材分为时下流行的警匪、言情、魔幻、官场之类。然后根据所选择的题材类型，再进行具体写作过程的类型化。以“80后”的青春文学写作为例，这种类型化体现在从叙事方式到人物设计都有着固定的写作套路。叙事模式可以是丑小鸭似的小女孩经历一番成长遇见了梦想中的白马王子最后变成了白天鹅，或者是其貌不扬的小男孩闯过重重困难最后被众人瞩目成为少年英雄。像明晓溪、郭妮、小妮子等青春写手都是这种类型化写作中的代表人物。貌似唯美实则老套的童话故事，偶像般俊美飘逸但总觉面熟的主人公充斥于这些青春文学中。同时，许多文化产业开始主动介入和推广这种类型化写作，组织专门的写手，根据读者市场的需求定位，将写作完全纳入到市场化的运作体系当中。一些民营出版商，比如北京记忆坊、湖南魅力、上海聚星等文化公司都在努力探索一种可以迅速生产和销售类型化写作的出版模式。 　　在类型化写作呈现大面积复制的局面下，有的学者表达了担忧。不过也有人表示了另一种理解。他们认为，类型化是任何写作中都存在的现象，每一个作家创作时都要面临题材类型的选择取舍问题，而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也都会使用类型化这一模式技巧来构思情节和设计人物。这样的话，他们的写作不同样应该被称为类型化写作吗？ 　　需要指出的是，在后者的观点里，存在着把两种“类型化”概念混为一谈的严重错误。 　　每一个作家在题材的选择和创作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会使用类型化这一方法和技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都是类型化写作的产品。一种写作姿态能否被定义为类型化写作，关键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写作意识和艺术的关联问题。写作对类型化的使用如果是在功利性的工具和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以实现艺术之外的功利性目的为主要写作动机，这样的写作就是类型化写作。写作如果是在有关艺术感性与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以实现艺术本身的价值为主要写作动机，即使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的塑造上涉及了类型化，这种写作姿态依然不能被称为类型化写作。它所涉及的类型化，应该被称为“批评性的类型化”。 　　由此可以看出，批评性的类型化和写作性的类型化是不可混同的。就如当代文学前30年中，革命历史题材绝不能等同于历史小说，而农村题材也不可混于“五四”新文学的乡土小说。如果说后者试图为艺术提供一个生长的空间，前者的动机则是出于达到文本政治价值的最大化，正如现在的类型化写作的动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