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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一、研究“基本生活需要”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 　　 　　“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研究”课题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对“基本生活需要”这样一个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或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概念，给出一个在政策层面上具有实践意义的操作性定义，并依此作出定量研究和分析。 　　在中国，较早、较多地运用“基本生活需要”这个概念的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各项社会保险制度都强调了类似的价值观念：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中指出：改革的目标是“为了保障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1999年国务院制定的《失业保险条例》的目标也是“为了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 　　与“基本生活需要”相关的另一个领域是“最低工资标准”。在与最低工资相关的概念中，“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类似的概念又成为其中的“关键词”之一。从国际惯例看，国际劳工局第135号建议书提出：“确定最低工资，应当成为旨在战胜贫困，保证全体工人及其家庭需要的政策的内容之一”（《最低工资：实践与问题的国际评述》，杰拉尔德?斯塔尔著，马小丽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第209页）。在我国，1993年颁布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和2003年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的第一条，都开宗明义地将“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作为“制定本规定”的三大理由或目标之一（《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规定》，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站）。 　　当然，“基本生活水平”这个概念的应用并不局限于上述这两个领域。近年来国内一直在讨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问题。其实，从国际惯例看，起征点以内的收入被称为“豁免额”，其含义就是这部分收入是个人或家庭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不应该征税，政府须予以豁免。因此，以基本生活需要的概念为基础来讨论这个问题，对厘清起征点问题的头绪显然是有益的。在讨论教育、医疗、住房等与城市居民个人和家庭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费用问题时，“基本生活需要”的概念同样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在社会政策的策划和设计过程中，“基本生活需要”这一概念的影响几乎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给出这个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并进行定量研究绝对是一个值得悉心研究的课题。 　　 　　二、中国的实践：七城市调查的统计分析结果 　　 　　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目标是要消灭“血汗工厂”中的“极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实践与问题的国际评述》，杰拉尔德?斯塔尔著，马小丽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自1995年以来与国家社会保障部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的目标是要开发一个“可操作的澳大利亚家庭预算标准系列”。 　　根据澳大利亚的研究经验，我们设计了本次调查的问卷，目的是通过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式来进行民主的讨论，从而获得对“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共识”。参考国内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列出了一个包括10大类65种商品与服务的清单（调查问卷由唐钧、风笑天、张时飞三人负责设计，并经过“中国适度劳动力成本”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两个课题组的专家学者反复讨论后确定）。据此制成问卷，请被调查者从这个大“货篮”中选择他们认为属于“基本生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同时给出2004年8月他们在这些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支出金额。 　　在对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武汉和成都等7个城市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我们得到了“七城市平均的基本生活标准”和“七城市各自的基本生活标准”两大类定量分析的结果。 　　七城市平均的基本生活标准： 　　如果将7个城市总共3518份问卷作为一个调查总体来作分析和研究，统计结果表明，以被调查对象选择的百分比达到60%以上为划分标准，被选中的商品与服务总共有26项。即粮食、食油、蔬菜、鱼肉蛋、牛奶、衣服、鞋、袜子、医疗保险自理部分、自费看病买药、报刊、家庭电话、公共交通、房租或物业费、水费、电费、燃料费、日常杂用、学杂费、课外活动费用、学习辅导费用、彩电、洗衣机、床上用品、冰箱、家具。 　　根据以上的选择，我们将选上的消费品归类，先将最后的5项耐用消费品和与教育相关的3项指标（另行处理）搁置一边，主要看日常生活开支的实际月人均消费额（2004年8月），得到的数据如下： 　　 　　将包括食品、衣着、医疗、文化、交通通讯、居住、日用杂品等7类18项的消费支出相加，得到月人均开支377.20元。这也就意味着，一个3口之家，一个月的日常消费就是1131.60元；一个4口之家，一个月的消费就是1508.80元。这是上述7个城市的平均水平。 　　如果加上5项被调查对象选中的耐用消费品（彩电、洗衣机、冰箱、家具、床上用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