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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对社会控制资源问题探索 　　〔摘要〕我国“文化大革命”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为结束社会动乱和控制各种越轨行为,对整合社会控制资源的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通过完善党的领导,优化社会控制的组织资源;通过民主的法制化建设,重建社会控制的法律资源;通过形成利益机制,拓宽社会控制的经济资源;通过引导思想文化,打造社会控制的规范资源。邓小平的探索达到了实现积极的社会控制的目标。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控制;组织资源;法律资源;经济资源;规范资源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4-0067-05 　　〔收稿日期〕2009-02-20 　　〔作者简介〕张晓丹(1962-),女,重庆人,四川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进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曾经使中国处于社会秩序混乱的状态。“文化大革命”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加大社会控制的力度,迅速结束了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的目标,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完善控制主体,优化社会控制的组织资源 　　 　　社会控制的主体是社会组织。社会控制是通过社会组织对社会成员的引导、劝诫和施加压力来实现的。组织资源在社会控制的各种资源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成为在国家社会控制中具有首要地位的主要政治组织。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在领导全国的各项事业中经受住了考验。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极左思潮影响,曾经流行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逆流,“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1〕,社会出现了大量的打砸抢事件,派性问题严重,局面难以控制。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就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反对派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认为,要实现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首先必须加强社会控制,进行整顿,不整顿就没有出路。他明确提出,整顿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他指出:“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2〕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把党的整顿作为核心,要求把党的组织尽快恢复起来,把领导班子建设好。虽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次整顿为时较短,但是,各级党的领导在整顿中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也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的武斗受到抑制,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的局面。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在组织上果断地采取措施,把奉行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的帮派人物迅速从各级领导机构中清理出去,从而使社会控制的组织资源状况大为改观,出现了社会稳定的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等根本问题提出了质疑,在社会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为此,邓小平从分析我国现实国情入手,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实施社会控制的组织而存在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3〕如果丢掉了党的领导,就会出现极为严重的后果,导致社会失控的局面。“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4〕也就是说,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覆盖全国的、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拥有数量众多的高素质成员的、强大的执政党,才具备有效达到社会控制目标的能力。 　　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组织资源的社会控制功能,是改善社会控制状况的基础。在强化党作为社会控制的组织资源的作用问题上,邓小平不是从简单地增加组织资源的投入上着手,而是着重从优化组织资源的质量上解决问题。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5〕在他看来,如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社会控制的组织资源,就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优化社会控制的组织资源。 　　在改善党的领导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要从制度建设入手,消除种种消极现象。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