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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也叫证据资格，是某一材料能够被允许作为证据加以调查并得以采纳的资格。证据能力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习惯使用的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人们往往使用证据的“可采性”来表示同一问题。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更重视法官而不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作用，因此立法上对证据能力的限制较少，一般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决定某一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而英美法系国家因为在诉讼中实行陪审团制以及更加重视当事人的作用，因此对证据的可采性（即证据能力）限制较多。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的关联性有密切的联系，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只要没有被证据的排除规则排除，都具有可采性，即具有证据能力。 　　我国法律对证据能力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证据法学界及实务界普遍认为，诉讼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属性，并且认为客观性与真实性是可以互换的同一概念。对证据能力与证据的这三个属性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考察证据能力主要是考察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也就是说，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就具有证据能力；有的则认为，只有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材料才具有证据能力。之所以会有这些分歧，是由于这些学者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证据能力”一词：前者是将证据能力看作证据进入诉讼程序的资格，而后者则将证据能力看作证据被法院作为最终定案根据的资格，这实际上反映了关于证据概念的两种观点，即广义的证据和狭义的证据。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行政诉讼来说，广义的证据概念更合适。因为行政诉讼是由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诉讼活动，在行政诉讼程序启动前，行政机关已经收集了相应的证据并且作出了认定，在行政诉讼开始后将这些证据提交给法院，经法院审查判断后，决定其是否可以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如果采用狭义的证据概念，即材料须经法院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证据，那么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收集并已作出认定的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却又不能称之为证据，而是要等到法庭审理结束、查证属实了，才能称之为证据。若如此，岂不将行政程序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因此，我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凡可以进入诉讼程序、用于证明案件真相的材料，都属于证据，证据能力就是证据可以进入诉讼程序的资格，这种资格包含了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因此行政诉讼证据能力与证据属性中的关联性和合法性相对应，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的材料，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反之，则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 　　 在我国，当事人陈述是行政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实际上，当事人陈述能否作为证据，还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人们一般不认为当事人陈述属于证据，这种认识反映在立法上，就是不把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规定在证据的章节中。在我国，也有人提出不应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证据；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几乎不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对待，据笔者统计，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公布了9个行政诉讼案例（含选登的裁判文书，下同），只有一个案例将被告方的陈述作为证据对待；在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公布了7个行政诉讼案例，也只有一个案例将被告方的陈述作为证据对待；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共公布了10个行政诉讼案例，但没有一个将当事人陈述列为证据的。虽然如此，但在我国，目前普遍认为“当事人陈述”属于证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也将当事人陈述规定为一种证据。但是，并非当事人的所有陈述，都属于行政诉讼的证据，如前所述，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所作的陈述，必须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 　　 　　一、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的关联性 　　 　　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从而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作的陈述，内容复杂，既有事实性陈述，也有非事实性陈述；在事实性陈述中，又包括证据性陈述和非证据性陈述，证据性陈述就是具有关联性的陈述，因此其可以作为证据。那么，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哪些陈述属于证据性陈述呢？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作陈述的具体内容，可以将当事人陈述分为四种，即有关诉讼请求的陈述、有关案件法律适用的陈述、有关事实认定意见的陈述及有关案件事实感知、了解和认识的陈述。在这四种陈述中，只有有关案件事实感知、了解和认识的陈述，才有助于人们了解案件真相，从而帮助人们判断案件事实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因此这种陈述才属于证据性陈述。由此可知，具有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就是指当事人就其感知、了解和认识的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的陈述，也是如此。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只有当事人就其所知道的案件事实情况向人民法院所作的叙述，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 　　 　　二、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只有采取法定形式，具有法定来源，由法定主体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