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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问责中公民参与 　　[摘要] 行政问责制不是要强化官僚制，其创新之处应该在于，把纯粹的下级对上级负责变成权力行使者对权力所有者的负责，即政府官员对人民负责。行政问责制应当成为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契机与制度平台。 　　[关键词] 公民参与； 行政问责制； 信任投票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07-0017-02 　　 　　建立自下而上、由公民到政府的真正有效的问责机制，可以促使各级领导干部认真检查工作制度和工作状况，认真对待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行政体制摆脱低效率的运行而转入良性运转。这才是建立“问责制”的真正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问责制应当成为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契机与制度平台。公民参与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透明化和政治制度化，是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政治逻辑 　　 　　首先，公民参与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应有之义。民主的核心价值原则是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第3条郑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这揭示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本源关系，充分反映出参与是民主的核心，行政参与权是公民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一项基本权利。一方面，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决定着政府行使权力应该以为民服务为宗旨，政府的一切措施和行为应该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即对人民负责，不允许滥用；另一方面，政府在整个行政过程中，也应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有权参与并监督政府的行为过程，离开公民的参与只会增加不必要的执行成本，且降低决策效力和影响决策所欲达到的目标。相反，通过公民的积极参与，可以保证行政决策执行效果的最大值，并及时发现决策的不足或错误，以进行修正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其次，公民参与行政问责是改善中国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受其影响，除非是违法犯罪受到法律惩处，即使对重大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认真追究官员的责任并做出相应的处理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官本位”的政治生态，造成了公民与政府的疏离，致使政府及其官员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形象受损、权威性不足，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进行，影响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生态的不满对于政治稳定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公民参与行政问责，必将对传统的“官本位”观念造成空前巨大的冲击，促使领导干部更负责、更科学地行使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府及其官员在社会公众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改进政治生态，促进社会和谐。 　　 　　二、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前提条件 　　 　　公民参与政府的管理，前提是必须做到行政公开与透明运作。“对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来说，关键在于实现行政机关和公众对目标、过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础就是信息共享。”(杨建顺：《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辨析》，《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信息共享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民的知情权；二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基本前提条件，公民只有对政府事务知情，才能参与政府管理，并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判断和评价，从而给政府的责任行政增加一种外部压力。相反，政府的保密行政只会导致公民对参与政府管理失去兴趣，行政问责无从谈起，而且会增加公民对政治的冷漠与不信任，背离民主的基本原则。与公民的知情权相对应的则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行政机关除法定保密事项之外，有义务全面、准确、真实地公布行政决策的基本目标、手段、事实根据、政策的形成过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为此有必要建立经常性的、规范化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时获得真实、有效的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公开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政府在逃避责任。 　　实际上，我国许多政府部门，并不缺少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缺乏的是执行这些法律制度应有的透明度。因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监督和制止，从而侵犯了公民的权益。为了实现阳光政府的运作，中国已有部分地方政府相继制定并施行了信息公开的法规，保障政府公开运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对信息公开中的形式主义、故意隐瞒信息、虚假公开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2003年1月，广州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实施《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定的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政府规章，提出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