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与逻辑走向.docVIP

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与逻辑走向 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三十多年来，外在建制早己基 本完善，但内在制度即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依然任重 道远。本文以研宄方法为切入点，考察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 建设的历程，不仅仅是为了总结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 成绩，而是希望探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逻辑走向。 、研究方法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关系 方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和大科 学家无不对方法很重视。毛泽东同志曾用“桥论”来隐喻方法 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 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 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 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俄国生理学家巴甫 洛夫在谈及方法问题时指出：“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 西。研究的严肃性如何，就完全依赖于方法，依赖于行动方 式。一切都在于良好的方法。有了良好的方法，即便是没有 多大才干的人也能做出许多成就。如果方法不好，即便是有 天才的人也将一事无成，不能获得确切资料。”[2]毫无疑问， 方法之于学科建设同样重要。二战以后，社会学、心理学、 经济学等学科的兴盛都是得益于在方法研究上取得了突破。 如对称经济学就是我国学者运用传统的对称方法、“五度空 间”方法与模式，以客体与主体相对称、科学性与主体性相统 一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经济学。正 是因为运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它突破了政治经济学的 己有概念框架，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在教育学科领 域，杜威能够针对传统教育提出“新三中心”思想同样是因为 在方法层面上有所革新。［3］除此之外，最典型的莫过于比较 教育，比较教育一直被诟病存在着“身份危机”。事实上，这 一危机直接指向的便是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问题。［4］对高等 教育学学科建设来说，研究方法不仅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的 水平，而且决定了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 一方面，研究方法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水平。有研究 者归结了我国教育研究的九大弊病，首当其冲的一点即是“崇 尚高谈阔论、‘宏大叙事’，极不善于从活生生的教育生活中 汲取营养，使教育研宄缺乏现实基础，流为‘无本之木’、‘无 源之水’ ”［5］。造成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 因即是研究方法局限于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这在高等教育 研究中同样如此。［6］不仅如此，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误用思辨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的现象还屡见不鲜，一些 研究者动不动就建“模型”、设“方程”，弄得表面“花里胡哨”， 其实并无实质内涵。针对于此，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自 然科学方法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用得乱、用得肤浅和用 得盲目等问题”［7］。另一方面，研宄方法决定了教育理论性 质。有关理论性质的问题国外早有议论。柏拉图指称的“科 学”，只指理论知识。在他看来，只有把握事物本性的知识才 算是真正的“科学”，那些认识暂时出现事物的知识都不能称 之为理论知识，个中原因在于柏拉图所惯用的方法是理性抽 象的方法。到了近代，实证一实验科学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科 学”的代名词。从中不难看出，研宄方法在区隔理论性质中的 决定性作用，如实证一实验科学即是采用实证方法而得到的 理论。在区分教育理论性质上，布雷岑卡提出了三分法的思 想，而我国学者陈桂生提出了四分法的构想。［8］实事求是地 讲，将教育理论分为多少种性质不同的理论还在探讨之中， 但不管如何区分，其中都蕴含着不同的理论需要不同种类命 题陈述的假设，如教育科学采用的是描述性命题，而规范教 育哲学采用的是评价性命题，也就是说使用不同的研宄方法 可以得到不同性质的教育理论，即研究方法对教育理论性质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基于研宄方 法的视角，勾画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和预测其走向。 二、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 基于研宄方法的视角，我们认为可以将我国高等教育 学学科建设分为四个阶段。 学科建设的经验期 ?高等教育学? 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可以从清末算起，梁启超、张之 洞、盛宣怀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看法和 主张，孟宪承还出版了有关大学教育的专著《大学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如何办？许多有识之士在借鉴苏 联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管理体制、教学 改革等提出了具有影响意义的见解和建议。仔细分析以上教 育家的主张和见解，我们发现尽管这些主张不乏真知灼见， 但都不是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为旨趣的。可以说，直到 1957年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室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 讲义》，才算是对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第一次尝试。实事 求是地讲，尽管这本内部发行的讲义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 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它还“仅能做到普通教育学一般原 理原则与高等教育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