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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代中国财税汲取的法治逻辑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也是决定当代 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它表明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都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世界上很 多事情都是“知易行难”。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必要性固然重要，但如何实现这一蓝图仍然是当 代中国需要直面的全新挑战。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的核 心在于法治。因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自然成了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决议》的主题。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 重要支柱”，亟待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为此，笔者以国家财 税汲取为视角，深入分析当代中国财税汲取的理论逻辑、 财税汲取权的对价保障，进而为构建适度、有限、有效的 财税汲取制度提供智识参考。 一、“租税国家”财税汲取有限的理论逻辑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原则上不直接从事营利活动，税收 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作为一种“寄生”属性的权力， 国家财税汲取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及主观纳税意愿的双重 制约。从宏观视角来看，现代国家财税汲取的限制主要源 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论”及国家理性有限性理论 两个方面。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论”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逻辑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二者高度统一，市民必须参加政治活 动，政治国家本身就是市民生活和意志的真实和唯一内容 （奴隶除外，奴隶负责创造社会财富）。在当时，市民必须 参加政治活动，因此希腊的民主也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 中世纪则是现实的二元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彼此重 合。财产、商人、社会团体及每个人都有政治性质，一切 私人领域都是政治领域，按照领主权、等级及同业公会予 以界分和规范。到了资本主义主导的近代社会，市民社会 与政治国家才逐渐分离。二者分离以后，市民社会与政治 国家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近现代社会，市民社会始终是政治国家的界限。市 民社会是社会财富创造的直接源泉，社会财富的创造主要 依靠市民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释放，企业家的盈利动机及客 观行为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根本动力，是技术革新的前奏曲。 “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 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 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市民社会虽然是社会财富创造 的直接源泉，但市民社会并不是自足的，政治国家作为 “必要的恶”与市民社会相伴而生，二者互为作用、相互 影响、共同发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国家只是维 护社会秩序的“小政府”和“守夜人”；在现代社会，政治 国家除了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以外，还要担负宏观调控、 国民收入再分配和社会资源配置等职能。然而，无论政治 国家的职能如何拓展，其最终要受到市民社会自身运动规 律的制约，国家权力的行使要受到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限制。 总体来说，政治国家的治理逻辑要受到“辅助性原则”的 限制，即市民社会能够解决的，无需政府介入;下级政府能 够解决的，不要上级政府介入;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不需 要中央政府介入.由此要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 和社会的关系、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和 中央政府的关系。政府不能以“公共利益”为名径直介入 市民社会，政府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要符合“比例原则”，即 只有在社会自身不能实现社会公共目的时，政府才可以介 入，而且政府的干预要采取最小侵害方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 论”理论，政治国家原则上不直接从事营利活动。国家履 行职务活动所需要的财源主要依靠税收方式从市民社会汲 取，特殊情况下国家也采取非税方式征收社会财富，比如 规费、受益费等非税收入。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又称为“租 税国”。租税国是指租税为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或地 区；租税的目的就是以国家财政收入为目的；现代租税也有 社会财富再分配和宏观调控等社会政策目的的干预性税收; 征税权是租稅国家统治权的主要表现形式，除此以外还有 特殊情况的非税征收权。 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坚持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 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分配制度。税收 也是我国当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代中国符合“租税 国家”的基本特征。以XX年为例，当年税收（未扣出口退 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为92.9%,当之无愧是财政收入的最 主要来源。除了稅收收入以外，我国还有非稅收入，目前 的非税征收包括土地出让金、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规 费、政府基金等非典型征收手段。但是国家无论采取何种 财产征收方式，财税汲取总量都受“拉弗曲线”的根本制 约。 （二）国家理性的有限性 理性精神在古希腊和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