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嵌入、利益联盟与“公司+农户”的组织制度变迁——基于海源公司的案例分析（三）.pdf

关系嵌入、关系嵌入、利益联盟与利益联盟与““公司公司++农户农户””的组织制度变迁的组织制度变迁 关系嵌入关系嵌入、、利益联盟与利益联盟与 ““公司公司++农户农户””的组织制度变迁的组织制度变迁 ——基于海源公司的案例分析——基于海源公司的案例分析（（三三）） ————基于海源公司的案例分析基于海源公司的案例分析 （（三三）） 2018年 06月 04 日 2.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关系取向上，公司与农户两者间形成的是合同式利 益联结机制，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海源公司、农户在“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中的关系取向与利益联结机制 注：虚线箭头表示关系取向，实线箭头表示利益联结 (二)多元参与主体的半紧密型组织模式 在由海源公司、精英社员、普通农户、地方政府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公司、农户等主 要参与主体在关系取向上又进一步衍生了新的利益纽带关系，结成了合作紧密程度为半紧 密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组织模式。 1.公司、精英社员、普通农户和地方政府在“公司+合作社+农户”组织模式中的关系取向。 “公司+农户”组织模式需要制度创新以摆脱现有制度安排中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和违 约困境。参与主体间合作关系更加紧密的组织模式对参与主体关系的多元化与利益纽带的 多重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新的组织模式便应运而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首次赋 予公司作为发起人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法性⑥ 。伴随着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支 持等各种扶持政策的出台，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行动得到了极大鼓励。 在海源公司领办合作社之初，L依靠自己在创办公司以及发展“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时积 攒的人脉，笼络当地有家庭成员担任社区干部的农户、反季节瓜菜及热带水果种植大户加 入合作社。他们作为精英社员，拥有相对较丰富的社会资源或较高的农业生产技能，具备 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普通农户对这部分人的尊重和信赖来源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社会背 景。海源公司借助这部分农村能人的社会资源，于2007年 7月联结崖城镇及周边地区 204 户从事水果生产的农户，成立了三亚香顺哈密瓜农民专业合作社(下文简称“香顺哈密瓜 合作社”)；当年 9月又联结崖城镇及周边地区 574户从事水果生产的农户，成立了三亚 南山寿果农民专业合作社(下文简称“南山寿果合作社”)。其中，南山寿果合作社在成立 当年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37346亩，所种植的水果包括芒果、哈密瓜、西瓜、香蕉、木瓜 5 个品种。到 2013年底，两家合作社已发展社员 2494 人，其中，香顺哈密瓜合作社 1800 人，南山寿果合作社 694人，并且带动非社员 5000人。同时，两家合作社均各自设立了 理事会和监事会。两家合作社在社员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了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长、 副监事长以及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最终选举出的大部分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均是具有一 定威望的精英社员。精英社员通过发挥其能动协调作用，进一步扩大了社员规模。通过为 合作社效力，他们不仅能获得公司给予的薪酬，还能稳固自己在合作社中的地位。对于海 源公司来说，采取笼络精英社员的方式可以召集本地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对于普通农 户来说，出于本能，他们对“自己人”中的精英社员产生“熟人信任”并渴望得到其关照， 例如希望从精英社员那里获得帮助以提高与公司的议价能力。这种基于“熟人信任”形成 的社员结构还有利于合作社对违约农户进行监管与处罚。相关处罚不仅包括按照合作社章 程进行的处罚或除名，还包括把违约农户排除在日常村社活动之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其社会活动的正常参与。 当然，仅仅依靠公司、精英社员、普通农户这三者之间的合作，难以充分获得合作社的规 模经济效应，还必须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海源公司不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也具有 通过政府“关照”获取政策资源的渠道和社会关系。L 积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以谋 求地方政府的政策庇护。例如，海源公司在创办上述两家合作社后，获得了地方政府包括 税收减免、农业企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同时，L 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在 2010年当选为崖城镇 东关社区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并在 2012 年4月海南省第六次党代会上当选为党的 十八大代表，从而顺利地将自己内化为当地基层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