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村制度”与利益密集型村庄的乡镇治理——以浙东S镇M村的实践为例（一）.pdf

“联村制度“联村制度””与利益密集型村庄的乡镇治理与利益密集型村庄的乡镇治理 ““联村制度联村制度””与利益密集型村庄的乡镇治理与利益密集型村庄的乡镇治理 ——以浙东——以浙东SS镇镇 MM 村的实践为例村的实践为例（（一一）） ————以浙东以浙东SS 镇镇 MM 村的实践为例村的实践为例 （（一一）） 2016年 09月 21 日 摘要：摘要：揭示“联村制度”的时空差异性和一般运行机制，并分析“联村制度”的存在对乡 摘要摘要：： 镇治理利益密集型村庄所发挥的作用，是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采用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 方法，在对官僚制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于“村级组织官僚化”的另一种乡 镇治理模式。在以 M村为代表的利益密集型村庄，派性政治对村社利益连带与情感连带的 切割，使村干部不再是整个村社意志的代表，也不再对整个村社关系网络具有谈判力和动 员力，村社出现“治理无主体化”的现象。作为应对策略，乡镇行政要充当村级治理的主 体，调和各方利益，以超越派系和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以非科层化方式运作的“中间权 威”。本文通过分析利益密集型地区“联村制度”运行机制，将推进对乡镇行政与村级治 理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关键词：乡镇治理，利益密集型，联村制度，治理无主体化，非科层化 关键词关键词：： 1 1 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 11 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 ① 以来，直至 2006 年废除农业税为止，中国的村级治理形态经历了四次转 自中国进入近世 [1] 型 。第一次转型，以“乡绅阶层的形成”为标志，他们在自上而下的中央国家治权与自 下而上的社区自治之间扮演中介性角色。在乡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下，这种“双轨政治”[2] [3] 使国家行政实现了“集权的简约治理” 。第二次转型，以“乡绅阶层的分化”为标志， 具体表现是位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一级的“官位”数量增加并呈现出“官等于绅” 的景象；农村精英的地位被以各种形式与地方官僚机构有关联的军人、商人、土匪所取代 [4]；国家政权扩张对乡村“文化网络”的破坏使得乡绅“赢利型经纪”的角色侵入“保护 ② 型经纪”，从而造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 在关于前两次村级治理形态转型的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村庄政治精英无论怎样代 表政府和国家的意志，都无法消除其自身对村庄的“保护性”倾向，而传统社会中国家行 政对村社的“控制”力量是不强的。 第三次转型，以“生产队干部的出现”为标志，虽然共产主义的“总体性”体制笼罩了整 [6] [7] 个农村 ，生产队长看似处于严格的国家控制之下，但其依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 此次村级治理形态的转型所突显的是，村社中“在场”的国家政权与村庄力量形成了明显 的“控制-反控制”关系。如果站在乡镇治理的角度，这种“控制-反控制”的关系特征一 直延续到人民公社解体后的镇-村关系中。 第四次转型，以“村民自治下村干部的出现”为标志。按照 1988年以后推行的《村民组 织法》的规定，这次转型理应形成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然而， 由于税费时期的农业税征收等行政任务促成的“压力-共谋”型镇-村关系，以及后税费时 期的“项目制”等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和发展目标所促成的“考绩-命令”型镇-村关系，都 使得镇-村之间仍然属于支配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上述两种支配性关系所反映出的乡镇政权治理逻辑中，村只是乡镇 [8] 的下属一级，并没有自治和自主的公共政策领域 ，乡镇政权都是采取各种手段试图获得 对村庄政治精英的支配和管控，然而其支配和管控的治理结构和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以乡镇治理为研究视角的后税费时代村级治理研究，注意到后税费时代转移支付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