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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基本概念系列—— 中国近代人学 形而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文明之一，人学是研究人类文明、思想、道德、社会规范形成 等领域的学科。 本文提供对人学基本概念 “中国近代人学”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中国近代人学 帝国主义侵华的隆隆炮声，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 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的历史进程。 近代中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下，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崩溃，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日趋没落，封建人学思想也日趋瓦解。 而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 这一切使以拥有五千年文明自居的中华帝国目瞪口呆。 中国向何处去?这已成为时代的课题。 当时的仁人志士面对着繁荣昌盛的四方资本主义社会，回顾身后那遍体鳞伤、满目疮夷的祖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似乎就是现成的答案。 然而，如何向西方学习，怎样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不仅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主题，而且是中国近代人学思想的主 题。 围绕着这个主题，近代各个阶级、阶层、各种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阐述自己的人学思想。 要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必须对旧的思想进行清算。 首先对封建主义人学思想发难的是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龚自珍。 龚自珍针对封建制度压抑人、束缚人、扼杀人的个性的弊端，从哲学的高度来推崇“自我”，强调人的作用。 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 又说：“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 这就充分突出了“我”的主体能动性，突出了“我”在自然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创造作用。 正因为“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宰，所以，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案，就必须依靠人，特别是依靠杰出的人，即人才。 他呼吁“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些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与龚自珍齐名的是魏源。 如果说龚自珍更多地是在强调“人”的作用，呼唤人才的诞生，那么，魏源在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同时，则更多地是在说明怎样培养人才。 他继承了王阳明有关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提出“才智自雄，自造自化”，即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力，锻炼成长为能够挽救社会危难的人才。 他还提出了衡量人才、使用人才的问题。 龚自珍和魏源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利”存在的合理性，代表了当时商人和市民的利益。 这也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在人学领域里的反映。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在这次革命战争中涌现出农民自己的思想家，代表者是洪秀全、洪仁玕。 他们在斗争实践中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关于平等、平均的思想，并汲取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提出了一些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空想色彩的人学思想。 如认为导致现存世界黑暗、痛苦的根本原因是“私”。 所以，要消灭“私”，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 他们还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提出了“脱俗缘、断俗情”、“斩邪留正”等具有浓重军事色彩的人学思想。 与太平天国人学思想相对立，出现了反动地主阶级的人学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汪士铎、曾国藩。 曾国藩作为清王朝的一名重要官吏，在军事上用极残酷的手段绞杀太平天国农民军，在意识形态上则提出了一系列的人学思想。 他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某些观点，并根据反动的政治需要进行了强化。 如他极力宣扬天命论，告诫人民“穷通由天作主”，“富贵功名悉有命定”，表面上把人隶属于“天”，隶属于“命”，实际上要人民安分守已，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 他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发生的原因，归于“人欲”泛滥，“天理”灭尽，便力倡“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并要求人们自觉“磨炼”，“徐图自强”，成为一个符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人。 汪士铎则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原因归之于人口太多，所以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消灭人口，特别是消灭能够直接生产人口的妇女。 曾国藩、汪士铎的人学思想，都是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服务的。 尽管其中有某些合理性的观点，但总体上是反动的、落后的。 总之，这个时期，无论是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农民思想家、还是地主阶级顽固派思想家，其思想都还在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之内，没有脱离封建主义思想樊篱。 随着历史的前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形成。 一些思想家开始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潮，并试图挣脱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樊篱，构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人学思想。 严复从小习“新学”，长大被派往英国留学，深刻感受到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振憾力。 回国后，除了进行日常工作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和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着作，《天演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着作。 严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