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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大未知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对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动介入，是中国承担起区域和历史责任的一种体现。 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一带一路课题组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01“一带一路” ：动机、理念与实施方式 30 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 使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 等偏高收入（ upper-middle income ）国家。从 1980 年到 2010 年，我国的实际国民收入（排除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的因素后）经历了约 18 倍的增长，而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DP）则增长了 12 倍。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发挥巨大影响力，而同时自身却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经济体。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一系列的政治与经济目标。从历史上来说，在欧亚大陆内陆的主要两条“丝绸之路”上，以及海上丝绸 之路上，中国过去主要扮演的是生产者的角色。 在汉唐时代，为了保证内陆丝绸之路的畅通及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中 国曾经相对主动地干涉中亚，但也仅限于毗邻中国的区域。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由于中国在丝绸、茶叶等主要交易产品的生产领域具有绝对性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 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受到英属印度、英属锡兰和日本的挑战——使其无需考虑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积极政策干 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绝非是历史上两条丝绸之路的简单重复，而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更深、更广泛参与合作的体现。在其起始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就提出要支持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 发展，包括帮助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资本投资率不足等。我国的舆论和社会各界都认为， “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合作伙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我国的投资提升伙伴 国的国内需求和生产力，从而为我国开拓新的国外市场、出口剩余产能和能源原材料提供保障。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一带一路”是在 2008—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为了帮助中国经济尽早走出危机影响、克服全球性经济疲软的一种做法。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如此解读不算错；但是，这种解读混淆了我国目前经济上的现实需求和我国长期以来在亚洲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到，并试图起到的 作用，亦误解了我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 “一带一路”确实产生于我国在经济上的一些迫切需求，但这些需 求并不仅仅起源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更重要的是，这些需求是基于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经验，正是这种模式形塑了过去 30 多年我国经济的发展。 02 “一带一路” ：中国承担起区域和历史责任的体现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第一波经济高速增长浪潮后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逐渐退潮。此时，它们将低端产业转移 至亚洲发展中国家，并促使亚洲经济落后国家向劳动力密集 型产业发展，这推动了亚洲主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经济 收入的增加。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能源的市场价格并没 有随之同步崩盘，而是至少维持了 3 年左右的高位，这使得亚洲的资源主导型国家得以缓解因经济危机带来的财政困难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投资率不 足问题——并支撑了它们在 2008 年后的经济继续增长，这些国家中包括蒙古和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式工业化是那些缺乏丰富自然资源的亚洲国家——大部分这类国家的人口也 非常稠密——几乎唯一真正可以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但是，要通过这一道路达成经济地位的上升，必须按照一定的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资本流动和产业扩散是从高劳动力成本经济体向低劳动力成本经济体流动，而不是相反。在上述的几次工业化“浪潮”中，先进经济体总是将其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那些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它们的经济体中。在这里，劳动力成本起到了资本流动的信号作用，通过这个步骤，原先的低附加值产业在接受国可以重新变成中等乃至高附加值产业。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低收入国家处于休眠状态的劳动力被流入的资本所激活，在长期内劳动 力也得到了升值。第二个模式就是，跨国产业转移总是伴随着产业输出国及接受国之间的大规模贸易。亚洲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产业链的重组，这意味着先发工业化国家在亚洲范围内重新分配一部分它们的产能，包括技术。当这种重组发生时，就可以观察到中间产品流动的迅速增加，就像早期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以及后来中国大陆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一样。从这些角度来看，亚洲经济体工业化的可见轨迹一般都始于劳动力密集部门，而在经济彻底转化为资本密集型时也同时以成为发达经济体告终。这一过程在亚洲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其独特性被完全忽视了：这种亚洲特有的发展模式要求在产业升级转型的每一个步骤都有适当的资本流动以及技术扩散，并必须有适当的贸易扩张来保证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