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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故整理看胡适哲学的西化向度 国故整理是胡适倾尽一生的兴趣与务求，西方杜威的实验主 义是胡适标榜一世的旗帜与主义。 实验主义强调“有用乃真理” 的精神，它促使胡适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和鲜明的批判意识去倡导 中国文化的“充分世界化”，从而成就了他作为近现代文化启蒙 者的使命。然而，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否明 显，此在总是它的过去，而这种情形不仅是说，它的过去仿佛在 后面推着它，它还伴有过去的东西作为有时在它身上还起作用的 现成属性”①。在原始思维的影响下，胡适的西化思想从引进、 理解到运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传统文化全方位的影响， 从而带 有明显的“文化边际人”特征。 这一特征使胡适的国故整理虽以 西学为参造，却又更多的融合中西；虽以实用性为价值观，却又 使其功利性价值观在跨文化传播的变异中，更多的折射出历史主 义的求真、求是的真理意向。因而从国故整理的角度了解胡适的 哲学观，既可窥其哲学信念的真意， 又可对其国故整理的学术研 究有一历史的理解和理性的意义照察， 更能对当代中西文化整合 的思路提供深刻的启迪。 一、整理国故的提出 胡适整理国故源自他对中国文化出路的认识。 由于胡适所接 受的实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强调“哲学不是发源于理知的材 料，而是发源于社会的情绪的材料”； 哲学“必须具备实用的性 质，它必须成为有效的，实验的”②；在人的问题上，它高扬个 人主义和人本主义，提倡相对主义的真理观， 将人行动的主观效 果作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为参照，以强调绝对权威、扼 杀人性、不切时世而又在向壁内观中玄思的传统哲学显然不具现 代质的意义。胡适因之极其强调文化的时代性， 强调中国文化的 未来是西化、充分西化、乃至全盘西化。但是，尽管有杜威实验 主义的功利精神作为价值支撑，胡适却并没有以之完全抹杀文化 的民族性，相反，他倾尽一生精力致力于传统国故的整理。实际 上，胡适曾提出的“全盘西化”的文化韬略是为防范传统文化的 顽固惰性而提出，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传统惰性的冲击以坐收中西 文化的自然整合。在学者胡适看来，我们可以以西学为参照改造 国学，但并非以此代替国学。作为对中西文化自由冲撞的反应状 态的准备，中国文化不是做消极地等待， 而必须以“重估价值” 的评判态度，进行积极的科学的整理和评估。从而“化黑暗为光 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③，打倒一 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 在此基础上再造文明。因而作为一名 学者，胡适提倡从学术的角度，对传统国学给以全面地清算和研 究。 二、从整理国故看胡式实验主义的西化向度 在国故研究中，胡适极其强调历史主义的评判原则。尽管胡 适将此原则归人杜学中做介绍， 但比较而言，实用主义之倾向进 化论，乃因它以变动的过程打破了形而上学独断论， 追求永恒本 体世界的状态所造成。然而在胡适那里，强烈的历史感使他将进 化论折射成为明变求因的历史主义方法。 此方法是胡适以近代进 化论为前提，在探究中国变易观并直接承继浙东史学、 乾嘉朴学 “追源溯流”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先秦诸子进化论》一文中胡适指出，老子“天下万物生 于有，有生于无”是中国进化论开宗明义第一章； 孔子以易为起 点，认为非懂古事不懂今事，是好古但不复古的进化论；列子“原 子”生万物论是真正物竞天择的学说； 庄子“‘万物皆种也，以 不同形相禅这句话总括一部达尔文的《物种由来》”。但是， 与后来“法后王”的荀子、 韩非的进化论相比，胡适更喜欢孔子 的进化论，因为历史不断进化，必须知往方可知今，因而他称： “今人说的历史的方法 (Historical Method) 其所根据全在 此。” 胡适将实验主义的进化论与传统历史主义结合具有双重的 意义。一方面它使传统历史主义突破了笼统性和循环论的旧模式 而获得了近代化形态。当然，之前的康有为对三世说的改造已表 现为一种进化论，但康的理论主要囿于政治领域且仍带三世说的 陈旧形式。胡适扬弃三世循环模式，并将进化观念从政治提升到 一般历史观的层面。在对历史过程之因果联系的确认上胡适也非 第一人。梁启超的新史学亦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 明其原因结果”④为己任， 但他又将历史归于人类心力造成， 最 终以意志自由否定了因果法则。 胡适则将明变求因立于对黄宗羲 以来的史学方法的承继与影响中。 乾嘉朴学强调“学固有自源而 达流者，有自流以溯源者”⑤的学术传统， 黄宗羲发挥王学理论， 提出“心无本体， 工夫所至， 即是本体”的命题， 把精神现象 （ 心 体）看成是随精神活动 （ 工夫）而展开的过程，由此强调学术演变 的一脉相承， 提出分源别派、 明其学脉的学术研究法。 章学诚《文 史通义》对此做进一步发挥，将本体工夫关系引申为道器关系， 主张“即器而明变”。 生长于皖学背景中的胡适直接承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