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议《为政》篇二十三章及其诸论者.docx

略议《为政》篇二十三章及其诸论者 1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 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 也。” 对于这一章的解读，第一个重点应该是子张所问者为何。 对 于这个问题，却未见有多大的争议。 《太平御览》中引郑注：“世 谓易姓之世也，问其制度变异如何。”然后得出了结论：“子张 是问后世礼也。” 或者论者中其实也并没有谁真正注意到子张的问题――他 们关注的是孔子，而非子张。所以说“子张问后世礼”的结论是 否从孔子的回答中反溯而得，实属难说。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追迹三代之礼，编次其 事，观殷夏所损益，曰：随百世可知也。”避实就虚，肯定了孔 子是在谈礼，但是也并没有对孔子的论证过程作出充分补充。 钱穆在《孔子传》中指出：“孔子之治礼，其事亦一本于 史。……孔子心中，未尝认有百世一统相传自天子与王室，特认 有百世一统相传之礼。礼有常，亦有变，必前有所因，是其常。 所因必有损益，是其变。” 根据钱穆先生的理解，孔子在回答子张问题的时候所着重谈 到的，应该是“礼之常” 。至于“礼之变” ，则应当见于《八佾》 第九章：“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 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很明显，假如 不分别把这两章的“礼”看作宏观上的“礼之常”和微观上的 “礼之变”，那么孔子的思想就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 若对孔子之意的理解仅止于“礼”，那么孔子所谈论的， “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历史发展观”的问题。 这似乎是许多论 者所不能接受的事情。那么，将这一段话引申到政治的高度，也 就无可避免了。 这样的引申首先来自于孔子的弟子。 《孟子》中记载了子贡 的言论：“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 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这与孔子 “虽百世而可知也”的论断有着明显的源流关系。 《法王百篇》则曰：“或问：其有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秦已继周矣，不待夏礼而治者，其不验乎 ?曰：圣人之言，天也， 天妄乎 ?继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会之而用它道，亦无 由至矣。”在这里，孔子之言“上纲”不言而明，而所作的辩护 也跟着一起“上线”。 为“圣人”的辩护和对“独夫”的批判巧 妙地结合在一起， 精彩倒是很精彩， 却理据不足。“可知”的“百 世”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用历史事实去套用已经是失误了， 况且所用的，也并非什么事实，只是一个“符号”罢了。 《汉书 ?董伸舒传》中，“仲舒对策曰：故王有改制之名， 无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当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 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 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 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 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 其道同，即乱世者其道变。”董仲舒区分了“变”的内容 （ 制） 和“不变”的内容 （道） ，并且沿着“三代”的历史继续向上追溯 “不变”的“道”。最后得出了“继治世者其道同， 即乱世者其 道变”的结论。 不难发现，在董仲舒的论证中，他也将“乱世”作为孤立、 特殊的时间段，从整个历史中分割出来。虽然他说的更隐讳； “继 治世者其道同，即乱世者其道变。 ”在必须确保圣人之言无懈可 击的前提下。唯有强调与之不符 （ 或者说，与其引申意义不符 ） 的情况的特殊性。所以，“纣”、“秦”才被反复地当作异类而 加以模式化地批判。 自然也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论证中， “异类”的数量早晚有 突破底线的一天。 有向政治方面的引申，当然也就有向伦理向度的引申。 如马 注：“所因，谓之三纲五常。所损益，谓之文质三统。五类相招， 世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豫知。” 礼，是联系政治、伦理的共通点。所以，礼的相因与“可知” 自然可以推导出伦理规范“经典化”的结果。这在《集注》中也 能看到。“谓之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虽百世之远， 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其但十世而已乎 !圣人所以知来者尽如此， 非若后世识纬术数之学也。胡氏日子张之问，盖欲知来，而圣人 言其既往以明之也。夫修身以至于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无 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 所谓天地之常径也……因往推来，虽百世之远，不过如此而已 矣。” 与董仲舒不同的是，朱熹所追求的具有“普适性”的伦理规 范，更具可操作性。因而他的论证也相对自然。既然伦理 （“三 纲五常” ）应当居于“核心”的位置 （ “礼之大体” ），那么表层 的“文章制度”自然成为相对不足道的东西。 无论怎样变化，都 无法影响人们对历史大致走向的把握。 在各种各样的解读里，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