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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与我国的社会建设 ?fe ? 一、社会建设与社会团体 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 组织进行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 社会建设 的内涵很广，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实体建设，如社区建设、社 会团体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环境建设等；二是制度建设， 如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 社会流动机制建设、 社会利益关系协 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 体制建设等。 社会实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社会制度 建设则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 社会团体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应逐步健全 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 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 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 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是 指社会民间组织、 社团组织。 这类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国家比较发 达，发挥着社会公益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功能， 弥补了政府和 市场的不足。据统计，我国约有社会团体 17-48 万个，民办非企 业单位 15-14 万个，基金会 1057 个，共计 32-73 万个。社会团 体的社会分布每万人不足 2-5 个（美国约为 52 个，法国为 110 个，阿根廷为 25 个），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 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 因此， 大力培育和支持各类民间组 织和社会团体的发展将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目 标。 （一）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理论依据。 20 世纪 90 年代 初，西方一些学者开始用多元主义或合作主义来讨论中国改革以 来的社团发展。最早用此来研究中国社团的是美国学者苏珊 #8226;怀廷（ 1991），她认为与多元主义相比，合作主义框架 更适合用于解释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因为它强调国 家可以限制或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影响力。玛格里特 #8226; 皮尔森（1994）在研究经济类社团时用社会主义的合作主义来形 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此来区别其与极权 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权力安排。乔纳森 #8226; 安格尔和安妮塔 #8226;陈（1996）是用合作主义来研究部分亚洲国家社团与政 府关系的有影响的学者。 他们在对中国社团的研究中， 看到了中 国政府的决定性地位。 因此， 认为“国家合作主义模式”可以更 准确地描述 20世纪 90 年代中国正在发生的转变。 关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 西方学者存在着两种不同 的观点。 自由主义理论将这种关系建立在对立冲突基础上， 该理 论认为，政府和公民之间，一方是拥有法定权利的人民，另一方 是拥有法定权利的政府， 双方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 而 另一种合作主义理论则认为，通过非营利组织这种利益代表机 制，可以实现公民与国家的沟通与合作， 社会协调可以解决传统 的冲突问题。可见，非营利组织不是绝对独立于政府之外，必须 与政府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 “合作主义”的理论实质，在于强调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相互 制约又相互合作，相对独立又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关系。 为政府 与社会团体的“互动性发展”找到了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为正处 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公共权力的回归，以及社 会组织的定位，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 （二）社会团体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社会团 体（社团组织）已成为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载体之一，在维 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团体的 成长，一方面可以对传统的政府管理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拓展， 另 一方面又可以从根本上推动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 随着政府 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的逐渐“外移”，社会团体承接政府剥 离的社会职能会越来越多，从而推动着了社会团体也成为社会事 务管理的主体之一。 从合作主义理论视角来看，社会团体实际上被赋予了双重政 治角色一一既代表其组织群体利益， 又担负着超越组织之外的公 共责任。社会团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体系中来，通过协商、谈判、 听证、游说、监督等理性化、程序化的活动，在政府与市场、政 府与公民之间充当桥梁与纽带， 起到缓冲、减压的作用。其结果， 可以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减少到最低， 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有 序，使社会结构趋于合理与稳定。 公共服务的角色转换与社会参与。新公共管理运动① 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 批判的焦 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 以及政府能 力的有限性。 基于这两大前提， 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 量。从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 基本 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 [1 ]( pp-319-322) 。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