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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中的私人生活与个体化 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 关系 1949-1999 》（以下简称《变革》）中，阎云翔从独特的私 人生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作者以黑龙江下岬村为研究对 象，描述了该村农民的爱情、婚姻与家庭关系情况，讨论了作为 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 并分析了国家在私人生活的变革 和个人主体性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与以往的中国乡村研究相 比，该研究实现了研究视角的转变： 从关注公共生活和社会关系 网络到以个体私人生活及亲密关系为中心。 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有关家庭制度变迁 的研究也是众多学者长期关注的主题。而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 “合作社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根据这一模式， 家庭被当作一 个由理性的、 关注自我利益的成员组成的经济实体， 它通过共有 财产来制约其成员； 中国家庭结构的形式和变化最终都由以经济 利益为主导的家庭合作社决定。 之后的学者主要是在合作模式的 基础上或多或少地进行补充和修正， 例如， 从性别研究角度探究 家庭变迁与妇女解放， 考察家庭劳力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性， 揭 示中国家庭的政治因素，等等。所以，多数对中国家庭的研究仍 然注重家庭生活的公共方面，如经济、政治、法律层面，其私人 生活层面往往被忽视。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 即在对中国家 庭的研究中， 我们看不到作为重要成员的个人的角色与作用， 阎 云翔将之概括为“缺席的个人”。 同时，合作社模式也在很多方 面表现出其解释的局限性， 这就需要新的理论模式来取代合作社 模式。 受《私人生活史》一书的启发，阎云翔就研究中国私人生活 提出了一些看法。 首先， 私人生活是指在理想状态下既不受公众 监视也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那部分个人生活， 它具有家庭与个人 的双重含义。 其次， 应当将注意力从集体的道德话语转向个人生 活的道德体验，这也是研究家庭生活的新重心。最后，研究农民 私人生活的最佳方法是个人中心的民族志， 它着眼于个人体验以 及个人的主体性，而非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 《变革》采用个人 中心的民族志方法研究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并集中于两个主 题：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 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 以及个人主体性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萧凤霞在评论《变革》 一书时曾指出：“阎云翔超越既有研究中国家庭只侧重共有结 构、经济组织或政治阶层的模式， 探究家庭中个人与感情的方方 面面。” [1] 所谓私人生活的转型， 即家庭的私人化和家庭中个体成员重 要性的增加，其实质是个人及个人权利的兴起。建国后，受政府 鼓励，青年不断向家族势力与父权挑战。因此，无可挽回的父权 衰落标志着私人生活转型的第一步， 随之而来的是青年一代崭新 的生活方式。 由于个人意识的逐渐提高， 青年人的恋爱与择偶由 最初单纯地体现独立性发展成一种颠覆传统的浪漫革命。 1949 年以后的各种政策或法律，如土改、新婚姻法，都在逐渐激发中 国农民的爱情能量， 使他们有了新的空间来表达和释放自我。 到 20世纪 80 年代，迅猛的市场化进程刺激了中国农民的情感生活， 在乡村青年中，情欲开始成为生活的主题之一。同时，人们对物 质要求的提高也反映在择偶标准上， 青年人越来越多地关注个人 性格与素质。 另一方面， 国家剥夺了老一辈的权力， 通过赋予年轻夫妻在 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自主权利来摧毁传统家庭生活方式。 建立核 心家庭成为绝大部分年轻人的选择，他们开始追求一种更为深 情、亲密、平等的理想夫妻关系。无论是大家庭还是核心家庭， 横向的夫妻关系逐渐取代纵向的父母、 子女关系， 成为家庭关系 的主轴。性别角色在家庭劳动分工与决策等诸多方面都重新定 位，夫妻的独立自主变得更加重要。 女性的地位在这期间得到根 本性改善， 她们拥有了更多主动权， 并能按照自我意愿重新塑造 性别关系与家庭理想。 总之，国家首先摧毁了传统的非正式的地方权力机制， 将家 庭及其成员从亲属关系结构中分离出来， 之后再通过人民公社与 地方政府等机构直接干预家庭生活。 换句话说， “国家通过摧毁 传统地方权力的方式使家庭私人化得以实现， 同时也通过将家庭 卷入国家政治的方式为其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 所 以，“在过去半个世纪里， 国家在家庭变迁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 村庄作为具有伦理共同性和生活互助功能的单位， 通过乡规 民约和伦理舆论将人们紧密联系起来。 在集体化时期， 国家为推 动集体主义， 将社会等级与家庭结构摧毁， 使农民由家庭成员转 变为原子化的公民。 但另一方面， 国家又不允许公共领域中有个 人主义与独立的社会自组织存在， 所以青年人在公共领域并没有 获得多少独立自主权，而是在事实上服从于国家控制下的集体。 因此，人们共享着社会主义集体道德。 在国家权力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