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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问题新议 ［摘 要］关于禁烟问题， 早期学术界主要围绕鸦片战争前 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 严禁派和弛禁派各自代 表的利益集团是什么。 不少学者对这种以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为 出发点的学术探讨提出了异议。 本文结合学术界的讨论， 在肯定 禁烟问题上没有弛禁派和严禁派的划分， 只有禁烟策略不同的前 提下，从鸦片科学知识匮乏和无知所带来的畸形消费文化心理角 度来解读国人吸食鸦片的社会文化心理 一、学术界对传统禁烟问题研究的质疑 早期学术界在禁烟问题上， 主要围绕鸦片战争前统治阶级内 部是否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 严禁派和弛禁派各自代表的利益集 团是什么展开。 对弛禁派与严禁派具体的划分大抵有两种， 一种 观点认为以许乃济为代表，主张放宽鸦片输入，征收税收；以银 易货，防止白银外流；禁官不禁民，鼓励鸦片种植等观点的为弛 禁派，而继续推行严禁鸦片措施的为严禁派。 另一种则以黄爵滋 上谕《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为划分标准，同意以死刑惩治鸦 片吸食， 以杜绝白银外流主张的为严禁派， 以后在鸦片战争演变 为主战派； 而主张按照以往作法， 重治贩卖而不重治吸食的就是 弛禁派，以后就成为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如上文提到，学术界 对此种分类也提出了质疑。其质疑的理由如下： 1、禁烟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缓解银荒和财政危机；弛禁 派和严禁派只是在禁烟策略上不同， 但维护清朝统治， 巩固阶级 利益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2、从道光皇帝的态度来看，道光皇帝是主张严禁鸦片的， 久混于官场的大臣不至于公开忤逆皇帝的旨意。 况且自许乃济于 道光十六年（ 1836年） 4月 27日上书到道光十八年（ 1838年） 9 月道光帝采用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许乃济“即行休致，以示惩 儆” [1] ，朝中也无人再提弛禁。再者，从清朝的官方文书中也 找不到主张弛禁的言论。 3、琦善、穆彰阿等人在禁烟运动中表现出色， 如琦善在 1838 年 8 月到 11 月，共起获烟土十五万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邓廷 桢主政的广东时二十六万余万两， 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的二 万余两，居全国第二。 上述的批评不无道理， 但不难发现， 早期研究中以马克思主 义阶级分析理论为基础， 认为在某个特定的阶级社会， 必然存在 对抗的基本阶级， 而在一个阶级内部， 可以划分为若干个不同阶 层，不同阶级甚至不同阶层利益的纷争， 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 矛盾和冲突。 所以早期研究者特别注重从阶级角度分析不同阶级 所代表的利益， 但在划分两派时却忽视了两者在根本目的上的一 致性，导致了两派划分的争议。 所谓的两大派别其本质目的都是 维护清朝的阶级统治， 因而早期研究中的“两大派别说”、 “三 大派别说”以及对于琦善、许乃济的投降派归类是值得商榷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不同主张进行区 分，在承认肯定统治阶级内部同一目的下， 仍然可以对各个主张 的得失进行分析。 笔者试从鸦片科学知识匮乏和无知所带来的畸 形消费角度来解读国人吸食鸦片的社会文化心理。 二、鸦片吸食消费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与鸦片吸食者跟风心 理 关于鸦片的流入情况， 据姚薇元考证， 鸦片最早起源于希腊， 盛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唐朝乾封二年（ 667 年），拂菻国曾献 “底也伽”。 “底也伽”当时是作为一种治疗痢疾的药物被唐朝 人不知不觉中运用。由于唐朝阿拉伯人在扬州、广州等地贸易， 作为鸦片原料的罂粟也随之输入。 直到明朝， 从南洋学习了提取 罂粟的汁液， 制为鸦片的方法。 明代的医书也都大量记载着鸦片 的制法和功效。 明代“其后便以荷兰人为媒介， 从爪哇传入台湾， 再从台湾传入漳、泉、厦门。从此以后我国人就沾染吸食鸦片的 恶习了” [2] 。明代万历十七年（ 1589 年）鸦片正式以药物进口 的方式流入中国。 而对于鸦片的危害性，国人认识甚少，甚至严重被扭曲。在 只注重传统经验知识总结， 缺乏近代科学知识启蒙的中国传统社 会，统治者本身对于鸦片的科学认识都极其有限， 很难奢求统治 者能进行鸦片知识的普及。 鸦片除被用作药品外， 还被当成了长 寿药和性兴奋剂， 而这种错误认识并未受到政府的矫正， 作为春 药的鸦片还曾一度在宫廷内盛行。在宋代，罂粟就被当作补品， 用来煮粥。苏轼就有“童子能煎鹰粟汤” [3] 的诗句，苏辙也写 有“罂粟可储，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调 肺养胃” [4] 可见，宋人把罂粟视为一种养生的奢侈品，加上一 些“鸦片商人利用民众的无知， 不但隐瞒鸦片的毒害， 反而宣传 鸦片是长寿药。 [5] 鸦片作为长寿药的认识也由官僚、商人流传 到民间；同时鸦片还被用作了性兴奋剂。“睡午觉的时候，鸦片 将成为催眠剂，在闺房中可作为媚药。” [6] 由于鸦片在镇痛、 麻痹神经上起到很大的效果， 给人以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