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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下的律师事务所管理与运营 瀛和律师机构 创始合伙人 董冬冬 2013年底，在瀛和律师机构筹建之初，原上海市司法局刘忠定副局长，作为见证中国律师行业近十年的快速发展的主管部门领导，两次亲切访问上海办公室，非常关切地询问我们创业团队三个问题：一是业务开拓模式；二是分配模式；三是人才培养，并指出这是律所运营管理的三大命题。同时，刘局问作为新机构的联合创始人，你们如何对破题？命题直击中国律师事务所管理与运营模式的问题，点中要穴，这引起我认真思考，需要系统谋划。 在过去近四年的时间内，我直接筹建、管理与运营一家拥有250名合伙人加提成律师的大型律所，因为这一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提成制模式下固有的模式弊病。筹划第二次开办律所时，我曾设想尝试用公司制的方式改造律所运营生态。虽然行业内对于什么是律所公司制，大家见仁见智，但律师行业精英对于公司制概念推崇备至，我也一度认为公司制是律所生态进化的更理想阶段，决心参照实施。 去年，我与创始人在全国行业内考察学习了一圈儿，发现真正彻底实施公司制的律师事务所在国内凤毛麟角，实施公司制的律师事务所也没有统一的运营模式，且律所公司制的实施与创始人特质、专业特色、历史沿革、律所规模等等各种生产要素，息息相关，有没照搬效仿之处。最重要的是，公司制律师事务所也面临诸如管控与自由、效率与平衡、安稳与晋升等等一系列问题挑战。这促使深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公司制？如果实施公司制的大前提小前提是什么？ 笃信公司制的人，会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得到印证，认为公司制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科斯指出， 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公司内部的管理成本时，公司便产生了。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实行公司制的律师事务所存在价值，考量之一就是公司制是否提升了律所的运营效率、提升了业务收入。但事实是这样吗？在业内，除了金杜、方达等极个别的公司制律师事务所外，没有太多数据支撑，实施了公司制的律所一定就获取了更高的收入或者品牌提升。当然，公司制与传统律所相比的其他好处我就先不赘述了。 当前，合伙加提成制的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律师行业大行其道，有无其深刻的运营逻辑？公司制是人为构建起来的吗？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要回到人性与哲学的逻辑起点来剖析与讨论。 1、律师是自主性最强的群体。用哈耶克观点讲，律师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体。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指出，个人主义的要义是从个人作为人的角度来尊重人，也就是承认个人的意见和偏好在他自主活动的领域内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都应有充分的机会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知识。律师本身作为知识性行业，其产品的特性是服务的过程就是生产产品的过程，没有一个传统行业像律师一样如此依赖于个体的知识、经验、技能甚至个性魅力。也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的律师比任何一个行业都具有闭环的自主性，这就部分决定合伙制虽然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是帕累托最优的制度。无论是业务承办还是业务开拓，律师都具有单刀直入却又可以服务好客户的本领。考察世界上知名的TOP10的律师事务所，大部分律所都是采用的合伙制的模式，否则，使用公司制的逻辑就没办法管理所有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动辄千人的优秀团队。律师就像在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从律所的管理来看，无法将知识分子的管理按照公司制模式进行。 2、分配与产权相联，而产权是人的本性，也是所有制的核心，现代的产权制度，要求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在企业组织中，这决定了分配在效率与公平方面的复杂性。收入分配制度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在律所同样也是一项最根本的制度，它深刻影响着了律所的人才吸纳、团队协作、管控模式、业务方向。如此反观公司制与合伙制分配的优劣，就比较显而易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伙制提成制律所，对于第一次分配或成本分摊，有着明确的归属与权责，对于个体利益有着严格的保护。而公司制律所更能保证的是二次分配的公平性，远期目标与近期业绩平衡性，能够有更好的公共积累。 协同的成本外部化是摒弃合伙制最深刻的理由吗？按照公司制的理论，公司化解决成本内部化的问题。是否，合伙制与提成制的协同效率就一定比公司制就低？实际上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律师同行的业务层次与类型丰富，合作交流充分，律师业务的协同，已经将边际协同成本最低化。 3、律师的成长主要基于自主的学习获得成长。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源泉和动力，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公司制最合适的方式吗？翻开优秀律师，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专业，有多少是能过师傅手把手教出来的。更多的专业人才通过个体的努力成为优秀专业人士。律所与团队的任务，只是推广放大律师的专业与品牌，提升协同的效率。我所在盈科所有十余位律师从加盟时的十几万业务收入做起，三年后时间，已经达到一百万至二百万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