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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文义解释的价值化革新 摘要：在刑法实质化思潮影响下，以目的解释为中心的实质解释论和以文义解释为中心的形式解释论之间产生分歧。由于目的解释在理论体系中并不宜作为独立的解释方式而存在，考虑到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具有内在契合性，建议将目的解释方法进行理念解构，在以文义解释为中心的解释过程中加入目的价值考量。此种解释方法之革新能在坚持文义解释为中心的基础上有效地释放目的解释的解释能力，并建立起正向的解释逻辑推导过程，为两大阵营矛盾缓和提供可行思路。 一、我国刑法解释理论研究现状及困境20世纪以来，刑法实质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涌动。作为目的法学的产物，实质刑法观使刑事法律思维逐渐向目的导向、价值导向的实质法律思维倾斜，对恪守规则，致力于形成形式统一性体系的传统刑法学带来冲击。实质与形式的对立首先体现在犯罪论层面，即对构成要件中是否包含价值判断的理解问题上。自贝林提出构成要件理论以来，随着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和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发现，使得对构成要件的理解从纯粹描述、价值中立的形式性，逐渐向具有内在价值判断的实质性过渡，犯罪论体系也逐渐从形式犯罪论转向实质犯罪论，尤其是在当今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刑法任务的转型加速了刑法实质化进程。实质刑法观与形式刑法观的对立也引起了法律适用的核心领域———刑法解释理论的冲突与转向。形式解释论首当其冲，受到了来自实质解释论的挑战。实质化思潮引起了以规范保护目的为出发点的实质解释论和以罪刑法定为出发点的形式解释论两大阵营的对立，并由此引发了包括构成要件的理论、解释方法的位阶、刑法立场的选择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论战。实质解释论也成为了实质刑法观渗入刑法教义学体系的一把利刃。根据实质解释论的观点，法官等法律适用主体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搬条文，而应当着眼于法条背后的社会关系，探寻刑法背后的真实含义，将机械的三段论解释过程变成对法律目的和价值的探索与追求形式解释论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以规范目的为依据对具有可罚性的行为入罪本质上就是类推，刑法的解释要始终坚持以罪刑法定为中心，保障国民预测可能。我国很多学者指出，在缺乏相同的前提预设和话语体系情况下，两大阵营的对立并非是真正的对立，共性大于误解。无论实质解释论还是形式解释论，都认可探寻刑法解释过程中要考虑条文的形式要求和实质判断，在不违反罪刑法定的前提下作出兼顾过程合法性和结论合理性的解释结论。但在刑法解释的适用过程中，无论是形式解释还是实质解释，都没有将形式和实质综合考量的初衷贯彻到底。具体来说，实质解释论者还是因为更偏向于解释的妥当性而使得解释结论超出国民预测的可能范围；而形式解释论者要么死守罪刑法定原则，不顾结论妥当性进行僵化解释，将放纵当罚行为的责任推诿于立法上的缺失；要么表面以形式解释自居，但为了解释个案难题，作出了违背条文明确性要求的解释结论，行实质解释之实。可见，当前刑法解释领域的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应当宣示性的举起实质解释还是形式解释的旗帜，而是如何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在刑法解释过程中做到兼顾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理性，平衡个人自由和社会保障价值。二、文义解释价值化革新的内涵与理论基础（一）文义解释价值化革新的内涵在实质化刑法观融入刑法教义学体系时，尤其是实质解释作用于刑法适用过程时，在没有根本性对立的前提下，不必以对抗性的姿态强势介入，与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产生分歧，甚至呈现出分庭抗礼之态势。而是应当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即以文义解释为中心，将目的价值消解于文义解释之中，通过渗入目的价值的文义解释，以完成实质刑法观和实质解释的柔性介入。在对该方法进一步阐述之前，首先要厘清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两个概念。刑法中的文义解释，指的是根据字义或语法，对刑法规范所规定的内容和含义予以阐明的刑法解释方法由于对法规范的理解因人而异，通往规范目的的解释途径也不尽相同，目的解释为热衷于探索法规范客观目的和精神的实质解释论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解释灵感和理论支撑。由于目的解释通过释放刑法条文的语义可能性，总能指引他们到达他们想要的、符合自身价值判断的解释结论，因此目的解释备受实质解释论者推崇。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说，“对刑法的解释，总是从刑法用语的含义出发，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结论。如果进行语义解释还不能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结论，就要采取其他解释方法，直到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解释结论为止在刑法教义学不断实质化的前提下，将目的价值消解于文义解释不仅可以解决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的核心问题，还可以在增补文义解释价值内核的同时，给目的解释寻求适当的体系定位，为刑法实质化融入我国刑法体系提供理论接洽点。（二）文义解释价值化革新的理论基础1. 目的解释并非具体的解释方法关于目的解释的性质，学界普遍将之作为一种具体的解释方法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