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维的“可一般化”争论及其认知心理学解释方案.docxVIP

批判性思维的“可一般化”争论及其认知心理学解释方案 摘要：在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和解释中存在“可一般化”与“学科特定”的重要争论,前者主张批判性思维具有一般性,它可以被独立地教授;后者则主张批判性思维必须相关于某一学科或主题,因此需要被融入个别学科中进行塑造。这两种主张间的矛盾是基于不同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立场,因此对于该争论的解决将超出概念分析的领域,进而依赖于认知心理学的具身认知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批判性思维成为一个重要的认知概念,此后围绕这一概念展开了多方面的争论,包括如何定义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教授内容是形式逻辑还是非形式逻辑,以及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是否需要独立。是否存在可一般化(generalizable)的批判性思维则被看作批判性思维运动中最有争议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一直未受到心理学的关注,争论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并陷入形而上学境地。这一争论源自麦克派克(John McPcke)对于恩尼斯(Robert Ennis)观点的批评,后者认为,批判性思维中存在着形式化的方法,它们能够脱离具体的内容而被教授近几十年来,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明晰,然而关于“可一般化”和“学科特定”的争论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当独立的批判性思维被普遍教授的同时,认知科学研究却表明,批判性思维并不能像骑自行车那样作为独立的技能去教授,因为它们和思维的内容缠绕在一起一、批判性思维的“可一般化”解释及其认知局限自批判性思维运动兴起以来,如何定义这一概念成为这场运动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该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并不仅是一个描述的过程,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形成规范的过程,就如我们在政治学领域中所遇到的“公正”概念那样。因此,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需要一个不同于归纳的方法,用以表明,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并非来自经验,而是先天的。鉴于这一要求,在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诸多定义中我们能够发现,它们无论是对于思维形式中逻辑性的要求,还是对于理由的诉诸,都必然地基于一个初始概念——“真”(truth),而“真”所具有的客观性就使得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将会具有一种普遍性或一般性。从恩尼斯1962年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对陈述的正确评价”20世纪80年代,恩尼斯对其早期观点进行了修正,而他所给出的新定义是:“批判性思维是关注于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合理的反思性思维。”这些定义一方面代表了学者们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共通性看法,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对于批判性思维的一种可一般化的理解,即认为非形式逻辑也同样能够脱离思维的内容和语境而被单独地教授,这是由其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而决定的。并且如上文所指出,这种可一般化的特征与批判性思维对于“真”的追求密切相关,即便非形式逻辑常常以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来作为论证可靠性的标准,但“真”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观念和对象的相符,同时也能够就观念间的一致性或实用性而进行解释。因此,批判性思维的定义经历了从形式逻辑向非形式逻辑的发展,这种变化反映出人们对于批判性思维的一种更加复杂和开放的看法,即批判性思维不仅是形式上对于推理有效性的要求,同时也需要怀疑、观察、归纳、推测等能力,以及见多识广、思维开放、对潜在选择的敏锐等倾向性的参与。然而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非形式逻辑,它们都共同地指向一个初始概念——“真”。“真”作为共同目标,一方面能够给予批判性思维以先天性,从而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能够给予批判性思维以普遍性或一般性,即它们从形式上而非内容上满足对“真”之追求的条件。然而,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更多地关注于思维内容中的一致性、合理性等要求,但同时忽略了与批判性思维相伴随的反思性和创造性等特征。换句话说,由于批判性思维常常被看作一种关于观点论证的理论,因而我们更加关注于从已具有的信息中演绎推理出符合逻辑的真结论这一过程。该过程无疑是我们认知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但当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者们试图超出这一环节来描述我们所具有的其他认知特征时就会产生定义上的不充分。例如,我们似乎无法仅通过批判性思维的求真性来解释我们何以能够认识到自己判定为真的结论事实上是错误的。批判性思维理论仅从思维内容和真的联系来考虑“批判性”这一概念时会局限地认为,我们在演绎推理中所犯的错误主要来自于我们没有充分掌握演绎推理的规则,但信息的不完全、记忆错误、认知偏见以及情绪的影响等都必须被视作我们认知机制中的构成因素。因此,批判性思维的“可一般化”观点代表了我们关于认知的一种狭义理解,即仅从问题解决和推理的角度来看待认知过程的发生,并重视被表征内容间的逻辑联结。但如若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考察批判性思维的发生所相关的诸多复杂因素时,我们将发现这一思维形式是更加情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