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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特质及其生成路径 摘要：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具有整体主义特质。这种整体主义特质，在经济层面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制度层面生成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制度，在文化层面衍生于以“孝”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结构。同时，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也展现为以整体主义为指向的价值原则，其中，“仁”和“礼”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充分彰显了群体本位原则；“公私之辩”“义利之辩”和“群己之辩”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矛盾和基本侧面，则分别呈现出尚公、崇义、贵群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但构成了整体主义特质的价值要义，也为新时代中国塑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秩序，增进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乃至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进而凝聚中国力量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习近平在《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其中，“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一、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特质得以生成与发展的主要根源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出发分析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现象。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经济根源：自然经济主导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特质，在社会经济层面根植于自然经济主导的物质生产方式。整体上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存续于中国社会2000多年，无论是远古时代的公社所有制，还是西周时期的土地国有制，乃至秦汉以降的家庭所有制，从生产资料上看，土地都不是个人所有，而是隶属于家庭、家族和国家等不同形式的整体。这使得个人对于家庭、公社和国家来说，始终都无法获得独立地位，更不可能生成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等主体意识。在此种历史境况中，整个社会无法生成以个人为价值指向的观念体系，反而必然生成以整体为价值本位的意识形态，即便彼时盛行的民本思想所指称的“民”，也是一个指向人民、民众等群体而不是指向独立个人的集合概念。进言之，农业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需要以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整体主义来实现社会整合，维系社会秩序；同时，它也内在地要求人们通过互相协助并联合成整体的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以抵御自然灾害的侵扰和满足自我生存的物质需要。显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家族，无疑是个人为生存需要而实现联合的最简单和最初级的整体形式，它们为个人从事生产活动、获得生活资料而相互依存创造了可能，也为萌生中国传统整体主义道德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正如有学者所言：“整体主义是自然经济和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必然产物。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目的的自给性，再生产过程的自我完成性，对外联系的封闭性以及手工劳动的落后性，极大地凸显了生产单位（家庭、氏族、庄园等）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每一个狭小规模的生产单位不仅需要而且完全有能力统治每一个成员。相应地，每一个成员必须对所属的共同体表现出绝对的顺从，方可被共同体接纳。”（二）制度根源：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制度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特质，在社会制度层面生成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制度。李大钊曾指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三）文化根源：以孝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结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特质，在文化层面衍生于以孝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结构。“孝”的价值理念诞生于周代。徐复观先生曾对此指出，“在殷代……孝的观念此时恐尚未形成，所以甲骨文中没有‘孝’字。……‘孝’字在西周金文中出现虽较晚，但由其使用以测其创造之时，当在西周初年”二、作为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基础价值的“仁与礼”及其整体主义价值内核仁与礼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价值基础，也是人们在择取道德理念与实施道德行为中应当奉行的最高原则。它们内含的伦理性和实践性特征，规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在德性层面展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描述了个人与整体的理想型关系，显现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价值原则，并构成传统道德伦理体系整体主义特质的根本价值要义。（一）“仁”蕴含的群体本位原则在道德维度上构成了整体主义价值自觉“仁”源于“爱”，不但具有德性自觉的道德意蕴，而且具有行为规制的伦理意蕴。《论语·颜渊》有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表明“仁”有主体向内“克己”而保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