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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微言大义 摘要：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以儒家思想为宗，在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以蒙书、家训、女训等启蒙教材为载体，把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化为童蒙易知的揖让言辞和生活规范，借由“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启蒙教育实现了儒学世俗化，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价值规范。这种价值观建构体现了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呈现以“蒙以养正”为教育宗旨、以“圣贤人格”为建构目标、以“道德教化”为路径选择的特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化融入了民间生活，表现为源于经典、自上而下但又不脱离民间生活、切于日用的日常教化。 价值观是道德的核心，道德需要价值观的统领。在价值观的指导、引领及规范之下，各种道德德行才能得以整合。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德性主义文化，崇尚德性一直是其比较显著的特征。在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中，这种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体现为“蒙以养正”的教育宗旨、“圣贤人格”的建构目标、“道德教化”的路径选择。通过道德教化和道德养成，儒家的观念形态得以推向下层民众，儒家希冀的道德人格得以生成，儒家的道德价值融入民间的生活实践，上层的价值倡导与民众的价值认同趋向同一。一、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建构的历史脉络价值观涉及人们对自身生活的世界、社会、他人以及与自己关系的看法，具有系统性和稳定性。价值观一旦形成，会对个体的行动以及态度和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价值观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组成部分，因此受实践活动的制约。不同的实践活动会造就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以伦理关系为内核生发出不同的道德规范。在进行价值观建构之时，也是基于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要求而推衍出注重人伦的社会价值观。正是基于对日常伦理关系的重视与强调，价值观的建构更注重“切于人伦日用”，在“化与心成”中进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百姓“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价值观”一词，我们用“贵”“尚”这样的字眼来表明在价值观上的态度。在殷商时期，古人“尚鬼”“尊神”，这是商朝人的价值观念。西周的价值观在既有价值观基础上有所损益，突出表现为“敬德”“保民”和“尊礼”。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在西周时就已初具雏形，其中的许多观念，如对道德、人民和礼制的重视和强调等，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一个社会中，因价值主体的不同，主体的需要也会多元化，表现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多元是实然存在，而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又需要价值引领，所以需要一个能对多元价值观进行统领的价值观，也即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建构的过程中，处理好价值观问题上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尤为重要。一种价值文化在社会众多价值文化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主流价值文化，需要有两个条件。其一，一个社会必须是价值多元化的。如果只有一种价值文化，这个社会就不存在主流与非主流价值文化的问题。其二，在多种价值文化中，有一种价值文化真正能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具体表现为对其他价值文化的引领与指导，而不是抗衡甚至是对立。儒家学说及其包含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思想本身及其发展的思想体系密切相关。儒家思想本身倡导的“亲亲”“尊尊”等价值理念适应宗法社会差序格局的秩序，日益成为人们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规范。此外，儒家价值观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精华，更加适应传统社会的内在需要。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本质上说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它的确立、发展及变化，都脱离不开生产方式的制约。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传统社会把价值观的构建上升到事关国家存亡的高度。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避恶，耻不从枉”，管子认为这是支撑国家的纲纪。“一维绝则倾”，失去一维国家政权就会倾斜，“四维绝”的后果则是国家灭亡。礼义廉耻事关国之安危，因此统治者需要一套价值体系来维护政权的稳定，儒家思想家也为此进行理论论证，孔子以周礼为基础的“礼治”思想，董仲舒构筑“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宋明之际的“理学”，都是在以儒家价值观构建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到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二阶段到唐代‘三教合一’，第三阶段到‘宋明理学’。”从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从学术体系到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虽然经历多元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但演变的轴心始终围绕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从未偏离。儒家学说在理论层面确立为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实现了儒家思想对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重大作用。二、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中价值观建构的方法论向度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阶段的价值观建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建构。把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