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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中公德私德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从文化比较看公共领域 摘要：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说，公德私德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和西方的问题。作为“亚细亚现象”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也就无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界，从而没有公德私德赖以附丽其上的基础。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一条相当清晰的因果链条：商品经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修辞，意味着人的个体与类的分离和对立。与此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这种发生学基础，而是表征为“家”“国”同构，由此决定着由“内圣”而“外王”的展开及其连续性。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固然也有公私之别，而且也是在道德的意义上成立，但它仅仅关乎道德与非道德的甄别，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德私德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所谓的公德私德，只是意味着道德的类型或归属领域之不同。因此，以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去“格义”中国原有概念，就难免走向把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现代化”和“西方化”的陷阱之虞。 近期《文史哲》杂志围绕公德私德问题先后发表了多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它们的作者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读后深受教益。我不想正面介入相关讨论，只是打算通过中西比较，就中国传统社会特质作一点初步讨论，并以此为视角触及公德私德问题。愚意以为，讨论公德私德问题，不能离开时代语境，也不能离开东西方社会特质，否则便将游离特定的时空坐标，使问题变得抽象而不着边际。一、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才是一个“真问题”从时代性维度看，公德、私德不过是现代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分野及其张力，本质上也仅仅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从民族性维度看，公德、私德则又是属于西方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分野及其张力，本质上又只是一个西方的问题。换言之，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使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具有意义的“问题域”。因此，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讨论公德私德问题，不具有真实性。公德和私德赖以附丽其上的基础，只能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分裂这一现代性的事实，亦即公域与私域之间的实际分野。在中国传统社会，无疑也有“公”与“私”之类的措辞，也有两者的分别，它固然有其道德含义，但与西方社会的那种公域与私域的分野却漠不相关。公德私德之成立，全赖于一个基本的现代性事实。具体地说，它仅仅是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确立和分离实现之后才发生并进而凸显出来的问题。从民族性维度说，它的成立，又是一个西方社会和文化所特有的问题。因为仅仅是在西方社会，才发生过由商品经济到市民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梁启超尝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60页。那么，“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也”,或者说“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费孝通亦谓：“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从时代性维度说，有传统与现代之别。在不同的时代坐标上，道德的表征也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尚无公私之分，西土之道德则存此分别。就民族性维度言，又有中西之异，因中土固无公私之分野，故也无所谓重私德而轻公德的问题，西土虽有公私之分野，但也不存在重公德而轻私德的问题。黄建中还认为，“远西虽重个人主义，而个人非勉于公德不能得社会之尊崇；博爱公道，为其最要之德目”,此语亦多病。因为西方现代社会乃建立在人的个体与类的分裂和对立这一基础之上，故既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之确立，亦有以公共性为根源的公德意识之诉求，二者皆有其深厚而久远的历史土壤。这位论者进一步解释说：“私德、原也，公德、流也；有私德而无公德，是断其流也，有公德而无私德，是塞其原也。中土非全无公德，远西非全无私德，特各有偏重耳；兼重焉，斯善矣。”严复当年在翻译穆勒《论自由》一书时，把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颇耐人寻味。张君劢曾评论严复的翻译，说：“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学虽美，而义转歧。”又说：“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正如史华慈所指出的，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他的主要目的却是要对抗社会，以护卫就个人而言最具有个性的价值”其实，穆勒在自传中也承认，其《论自由》一书属于强调个人主义的谱系，他还列举该书写成之前的威廉·麦考尔写的“最精彩的一本书”即《个人主义要义》(同其他思潮相比，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确受到中国知识界的特别青睐和欢迎。这同中国的传统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乃是“社会主义”的反义词其实，正是由于忽视了对于公德私德问题之社会基础的考量，梁启超才有“时而认为中国人落后于西方主要在于公德，中国应当引入西方的新道德，即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