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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传统儒家女性教化的当代反思 ? ? ? ? ? ? ? ? ? ? ? ? ? ? ? ? ? ? 教化，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自秦汉之际直至近代，得到了不断完善与发展。从外在制度层面而言，传统儒家教化体系是通过双轨制的教化路径来实现的，一则表现为官学，一则表现为私学。一般意义上，传统士大夫阶层自幼接受私塾教育，进而入官学，再参加科举，从而完成基本的求学路径。在学制体系之中，一方面，儒学的教化基本是通过师法与家法两种方式进行的；另一方面，教化的主体均以士君子为主。这套较为完善的教化体系，带有强烈的男性立场，我们很难从师、学群体中，找到女性角色。就内容层面而言，儒家教化的经学体系看似是敞开的体系，但由于《列女传》《女论语》《女诫》等内容的出现，经学也被赋予了男性化的特征。由此而言，尽管孔子强调了“有教无类”的教化理念，但这一观念在面对性别差异时，显然被忽略了。 进一步而言，被忽略的不仅是教化主体中的女性对象，更为吊诡的是，根据《大学》中“修齐治平”的教化步骤，“修身”和“齐家”往往是儒生修德的基础，然而，其修习方式并非纯粹的经学教育，而是受到原初家庭的影响。更进一步，原初家庭的影响并不是来自以父亲为首的男性家族序列，而是来自以母亲为核心的女性家族成员。这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母亲作为对子女（无论男女）进行教化的核心人物，她既不是儒家教化体系中师、学成员的组成部分，亦没有对儒家经典的深刻彻悟。她作为教化者身份的合法性显然是可以被质疑的，然而，这种质疑并不能取代女性进行教化的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妇道”传统。 通过历代宣扬女道、妇道的教化书籍，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方面的例证。女性不仅是被遮蔽在儒家教化体系中的重要维度，甚至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儒家教化的核心作用。将女性与儒家教化之间的隐秘关系不断地揭示出来，才可能重新去审视儒家与女性性别之间的关联，并在此意义上去重新理解儒家是否可以安顿现代女性、如何安顿现代女性。 一 女道与早期女性教化的匮乏与特点 在先秦儒家天地人三才并立的世界观中，人道是天地之道的具体呈现。在讨论普遍的人道时，性别的对立是通过《易》之阴阳、乾坤而体现出来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传·系辞上》），形成了儒家思想中对“性别”的基本认识。乾坤不是被固定化的对象，在儒学体系中，乾坤之道体现在阴阳化成的动态之中，所谓“至阴生牝，至阳生牡”，指出阴阳之间此消彼长的运动趋势，而“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则指出“性别”差异具有和合而生的创造力量。 但是，当乾坤或阴阳的观念投射到更普遍的“天人关系”之中时，乾坤体现着天道在人世间的运行，它更强调作为人道构成的运动与发展，而非性别的问题。由天道至人道，乾坤之作，阴阳运转，儒家思想中集中体现为“君子”之道的涵养与践行。所谓“君子”者，《论语》多有论及，如：“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对君子的界定，含有强烈的男性性别特质，更遑论备受争议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显而易见，尽管人道之始是由乾坤二道共同构成的，但是在倡导君子之道的儒家学说中，“人道”的落实并不是通过性别的自我实现完成的。女性作为坤道、阴体的性别特质，被隐匿在了人道之后，使得现代读者很难从儒家经典中获得任何儒家关于女性性别问题的资源。 另一方面，如果单纯从文本上来指责原始儒家没有性别书写的自觉，那几乎是等于对整个人类传统进入父系社会之后的全面的指责。在父系社会中，不但不存在性别书写这一问题，女性因自身社会身份的限制，所谓的“阴性书写”就更不可能存在了。因此，虽然人道由乾坤之道构成，但由于言义的局限性，使得坤道所关照的女道成为人道中隐匿在君子之道背后的一种观念。而文本的局限并不能阻碍这种观念的发展，相反，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正因为儒家经典中并没有特别的为女性所设置的经典，反倒使君子道中几乎所有的观念都适应于女道，这为女道的讨论提供了极为开阔的空间。 所谓“女道”，概指女子在未嫁之前所接受的教化和应遵循的道德准则。[1]“妇道母仪，始于女德，未有女无良而妇淑者。故首女道。”[2]《礼记·内则》中有“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 ，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女子结婚之前，需要接受姆教的指导。姆教者，女师也。所教之事，容貌、言语、行为皆有所涉；身体学习之外，便是女红之事，但同时也涉及祭祀时的劳役。这是女子教育与男性教育彻底分化的标志，因为在《内则》之中，也记录了男性在“十年”时，“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女子出嫁之前，待人接物需温婉柔弱，需懂得女红，知道如何在祭祀奠仪中，辅之以恰当的劳力。教育上的分化，明确了性别上的差异与不平等。女子在十岁之后，不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