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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文学史的突围与道德理想主义叙事 摘要：梁晓声既因道德理想主义文学创作步入文学史，又因其在评论视域中书写僵化与意涵失落而遭遇一定的阐释之“隔”，亦即以往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舆论渊源中存在着作家与评论家之维的理解隔阂。而在当下《人世间》一片盛誉的表象背后，梁晓声究竟如何突围此前被评论界诟病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学书写，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域。因此，从梁晓声在文本及文学史维度上对道德理想主义叙事模式的突围入手，这不仅能够直面众多评论视域中症候性的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文学叙事，打捞浸润着其理想激情与生命理性的道德理想主义本相，而且能够以点带面，通过《人世间》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重振，发掘其在新时代道德理想主义书写中的文学史经验。 《人世间》在2019年8月16日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其完成了经典化的重要一步。诚如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掖平所说：“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日常的平民视角，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以可亲可敬的平民史诗性，标示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新高度。”一如何症候：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的舆论渊源道德理想主义作为梁晓声文学创作版图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勾勒着其文学世界的基本风貌与文化表征，而且是支撑着他文学逐梦的不竭动能与灵魂图腾。在梁晓声新作《人世间》的接受视域中，道德理想主义与文本意涵建构同样是鉴定其文本价值的重要维度。刘起林称文本“多方面重构了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既具备‘史外之史’的认知价值，又拥有‘人之为人’的思想探讨”显然，这类评述话语背后的潜在意图是指梁晓声的德性文化具有“重构”性，亦即“世俗化转向”前史。那么，如果说刘起林表述的“重构德性文化”尚可解读为重构“整个时代”之维的德性文化，于小植则明显将“世俗化转向”的意涵锁定在梁晓声“作家”之维的精神转向。无独有偶，梁晓声本人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公开表露心声，表示在“某一时期，我倍感自己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疲惫不堪，而且走投无路，而且不得不踉跄拐向荒诞一径”评论界话语始终伴随着梁晓声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关系史，甚至有着立场鲜明的品评态势。“1968年起，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活了七年。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小说中，也写到知青所受的愚弄，由于特殊政治环境产生的悲剧，但更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无悔’宣言。他持续地坚持一种分明的道德立场，在文体上表现的是粗犷、悲壮，偏爱营造情感高潮场面的浪漫戏剧风格”直言之，在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的基调、变奏、回旋”史中，一是以20世纪80年代早期知青小说为“基调”，即作者在郑亚茹等“红五类”反讽型叙事人物映衬之下，塑造出曹铁强、刘迈克、李晓燕等青春无悔式的知青“群像”，继而高扬起集体道德理想的精神旗帜。二是以20世纪90年代“荒诞三部曲”为“变奏”，即在社会秩序的“浮城”中，梁晓声巧妙地将赵卫兵、肖冬云、肖冬梅、李建军等重走长征路的红卫兵穿越时空，纵向移植到20世纪末的物欲世界之中，进而导致作者一贯的集体道德理想的精神旗帜隐遁。三是以21世纪梁晓声重返知青叙事为“回旋”，即作者在对知青返城浪潮中的典型人物杨一凡、罗一民等进行勾勒时，通过他们“肉”的陨落与“灵”的升华，再一次高扬起梁晓声基于群体本位的道德理想的精神旗帜。这样的梳理本质上是以梁晓声文本中潜隐的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辩驳，通过考察这二者间的起伏涨落，最终完成了对梁晓声作品精神意涵与时代需求之间的辩证阐释。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青春无悔”真的可以承担起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的“基调”吗？难道看似铁板一块的“无悔”阐释下就没有掺杂着作者不同身份意识之间的复杂况味吗？梁晓声两次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旗帜的高扬，莫非仅仅是“基调—回旋”模式的再现吗？对此，张志忠曾结合评论家自身的“文化大革命”体验，对梁晓声“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的姿态予以指责。“关于红卫兵要不要忏悔既往过错，和关于知青要不要反省‘青春无悔’，是这一代人的一体两面的精神困境……即便是作为一个跟随伟大领袖‘奉旨造反’的中学生，就可以毫无反省地解脱自身吗？‘少年无知’是万用灵药吗？”何谓梁晓声“作家”之维的真实意图？以往评论界常在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础上，把梁晓声的文学作品放置于时代浪潮中进行解释，并借此描绘出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起伏涨落的“梁晓声现象”。而为何“梁晓声认为自己能用作品为同代人做些有益的事，无论评论界怎么说，他都不在意？”就梁晓声“作家”之维的真实心声而言，此前评论界较少论及的历史嬗变中的“红卫兵”与“知青”身份意识，恰是我们打开梁晓声“心灵史”城堡的突破口之一，即始终困扰梁晓声意图投注的，是其如何定位自我、如何履行文学责任。在1988年版《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梁晓声以通篇激昂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