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乡土书写中的农民身份认同问题研究.docxVIP

PAGE 1 - 梁鸿乡土书写中的农民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梁鸿乡土书写中的农民身份认同问题讨论 0751〔2021〕04-0157-04 2021年，梁鸿《中国在梁庄》的发表将人们的视野重新聚焦在“谁人家乡不沦落〞的思索上。随后，她又创作出《出梁庄记》《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等作品，为我们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国乡村的缩影——梁庄的过去、如今和将来。在梁鸿非虚构与虚构的双重建构下，其作品意义已经逾越文学领域，更是在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引起轩然大波。“梁鸿表达的‘梁庄’，是重新认识这个庞然大物般正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古老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一把钥匙，是觑看面目模糊、杂乱无章而又混沌幽暗的被现代性遗忘与遗弃存在的一面镜像。〞①梁鸿作为出走又归来的一代的代表，她以梁庄“女儿〞的身份反观家乡，透过作品平实而又深沉的表达，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破败、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人们精神世界的失衡，以及作家对农民身份认同问题的主动思索和深刻反思。 一、农民身份认同问题产生的根源 新世纪以来，“城/乡〞二元文化差异的日益凸显加速了乡村伦理观念的转变，使得新、老两代农民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逆境。在创作过程中，梁鸿的身份是特殊的，她既是乡土语境的在场者又是旁观者，既是文学作品的创又是讨论者。梁鸿以一种回望的姿态审视家乡的改变，用文学的表达，社会学的调研方法，以饱满的情感展示了一个当代村庄的生存状态。但作为梁庄的“讨论者〞，梁鸿渴望跳出原有的学问结构和规律思维来客观地揭示农民身份认同的逆境，以及造成这种逆境的根源。 1.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博弈 梁鸿自身的乡村文化传统、个体乡土阅历以及艺术感悟，都使得她将反思的触角首先深入城乡文化的互相博弈中。在梁鸿的笔下，传统的乡村文化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渐渐消解，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作家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在城乡文化博弈中乡村衰败的场景，村子里新房越来越多，但门上的锁都无一例外地生着锈。在《神圣家族》中，梁鸿将城乡文化间的博弈以象征的手法表现出来，开篇讲解并描述了吴镇老槐树的故事，对于村支书吴保国来说，砍倒老槐树是实施乡村规划的一部分;而对于阿青和村民来说，老槐树承载着吴镇的历史，是乡村传统的化身。阿青为了老槐树甚至拼上性命，但最终未能转变老槐树被砍伐的命运。梁鸿以和讨论者的身份反观城乡文化时，将这种焦虑与担心转化为比较书写的动力，老一代农民深切地感受到商品经济带来的冲击，意识到“出门挣钱是第一要义，至于土地，它不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不再是‘命根子’〞②，而走向城市时自身的农民性又使之与城市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在“去/留〞之间做着困难的选择。而新一代农民成长于商品经济飞速进展时期，来自物质层面的刺激与精神层面的熏陶，使他们憧憬城市文化。假如说，在城乡文化的博弈中，老一代农民还保存着些许农民性的话，那么新一代农民则毅然站在城市文化这边，对农民身份没有认同感。 2.人生阅历与乡土记忆的博弈 乡土记忆蕴含着对“土味道〞“泥气息〞的喜爱，承载着对家乡的眷恋和挂念。随着农民进城阅历的丰富，属于农民的乡土记忆在悄然发生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新、老两代农民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大相径庭。梁鸿在作品中将新、老两代农民的生存焦虑和精神危机淋漓地呈现出来。《出梁庄记》中的西安德仁寨是最早“出梁庄人〞的聚居地，以“二哥〞“二嫂〞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背井离乡，经受着城市中国的“丛林生存〞法则，来自城市的精神卑视和情感敌意无形中又在他们与城市之间竖起一面墙。在无法融入的城市，“二哥〞们“对农村传统、乡土习性、行为规则等有更坚决的认同，对乡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心理情结〞③。乡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心灵和生命的归属。在他们的意识里，城市只是短暂的驻足地，“农民工〞身份是临时的，而“农民〞身份是永久的。对于新一代农民来说，年少时父辈离乡，亲情缺失，成年后进入城市，被光怪陆离的城市深深吸引，短暂又不开心的乡土记忆变得不堪一击，“乡土记忆强化了老一代农民工的农民身份和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却使新生代农民工拒绝认同〞④，他们渴望留在城市，摆脱农民身份。 3.他人评价与个体认同的博弈 随着农民进城的热潮，他们大量地接收着来自社会、他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一方面，农民群体自我认知和他人评价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另一方面，农民群体与城市之间的互相隔膜的状态日趋严峻。在走访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梁鸿深深感受到这种纠结的相处模式，将担心的焦虑感转化为文字表达上的需求，对“他人评价/自我认同〞进行审视和反思。《出梁庄记》中的三轮车夫万国和万立，当心翼翼地感受着他人的目光，在摸爬滚打中深刻认识到他们不过是“城市边缘人〞。在梁鸿笔下，新一代农民喜爱城市，认同城市文化，希冀被城市接纳，然而城市和城市人却不能平等相待，他们深陷身份认知的逆境无法自拔。对于城市和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