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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中期儒学转向 　　清代中期汉学的复兴，一举取代了宋明理学的主导地位，以考据为基础的务实学风也取代了空谈义理的“务虚”学风。不过，一些学者并没有生硬地否定义理，而是选择“以礼代理”的方式转化义理之内涵。 　　乾嘉学派汉学家凌廷堪等人重视并考索作为“六经之支与流裔”、与经部关系非比寻常的子部文献，特别是抓住荀子思想中“礼”之内核加以阐发，用实在的礼乐规范取代空疏的气理心性。荀学历千年之颓势，终在清代得以复兴。 　　从某种程度上讲，荀学复兴体现了清代儒学的转向，另一方面，荀学复兴也推动乾嘉考据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众所周知，凌廷堪是清中期著名的《仪礼》研究专家，又对荀子推崇备至，因此无论清中期礼学研究还是荀学研究都无法绕过凌廷堪。 　　阳明心学是晚明社会一大思想潮流。先生身后，心学分裂为三：浙中派讲求“即知即行”，江西派讲“静坐”，泰州派则最为极端，把阳明心学直接推衍成“人人皆可成圣人”，可谓“王学左派”。 　　士人受到社会思潮影响，大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甲申国变，以血淋淋的现实给明遗民上了沉重的一课，出身官宦世家的名士们痛定思痛，纷纷放弃了原来放诞侈靡的生活方式，开始关注“学术人心”，将明朝灭亡委罪于空谈，由此兴起了清初的反王学思潮。 　　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正是这股思潮的产物。他有感于晚明士风衰落，提倡“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一方面强调士人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回归原始的儒家经典。黄宗羲也主张博学经史，重视实践，以纠正王学之空疏。 　　清初掀起的务求实学、排斥空谈的学风深刻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降及乾嘉，便形成了考据学的风尚。 　　乾嘉时期，反王学思潮的惯性仍在继续，随着国内统一战争的基本结束，政局逐渐安稳，社会财富得到积累，清朝政府主持了《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 　　这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几乎汇聚了全国知名学者，戴震、王念孙、姚鼐等有着不同学术宗尚的360余名四库馆臣参与其中，为之呕心沥血。 　　受严酷的文字狱的影响，宋学中那种与汉学不同的阐发义理、谈心论性的做法不利于全身远害。或许也是因此，编书工作以辑佚、校勘等考订工作为主，宋学学者姚鼐等在馆中较受排斥，编者队伍始终以汉学占绝对主流。 　　由此，出现了乾嘉学术总体上较少阐发空洞的“理”，而是代之以实实在在的“礼”这样一种状况，以考据学为主要内容的汉学经过四库全书的修撰，在清代中期实现了全面复兴，最终取代了宋学的主导地位。 　　1.古书整理 　　乾嘉时期以汉学家为主体的学者队伍对空谈义理之风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古书的整理中。 　　“三礼”之学的复兴在这一问题上很有代表性。礼学在清代中期极受推重，乾隆帝先后开设“三礼馆”，命儒臣编纂《三礼义疏》，并修《大清通礼》50卷。考察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其中所载宋元明《仪礼》著作总和10种，至清却数量激增。 　　纂修官将礼类书分为六目，其中《周礼》之属22部453卷，《仪礼》之属22部344卷、《附录》2部127卷，《礼记》之属20部594卷、《附录》2部17卷，《三礼总义》之属6部35卷，《通礼》之属4部563卷，《杂礼书》之属5部33卷，这基本可以反映清代中期礼类书远超前代的巨大存量。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礼学俨然成了当时可与易学并驾齐驱的一门显学。 　　从治学路径和学术特点上看，由小学入手而推求义理，是乾嘉考据学家普遍遵循的原则。 　　考究礼学，首先要从“礼”之本义入手。其实“礼”与“理”这两个概念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到了宋代，朱熹以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人事之仪则也。” 　　陈居渊先生认为，在理学家那里，“理”主要是指君主专制制度下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而“礼”则是从属于“理”概念的。 　　在这个意义上，“礼”是“理”的表现形式之一，“理”才是道德本体，“礼”是“理”的实在化。对于“礼”与“理”的关系问题，乾嘉学者进行了多番辨正。 　　此时虽未明确点出“以礼代理”，但它却已成为学者们模糊的共识。特别是作为凌廷堪同乡前辈、皖派学术泰斗的戴东原，对凌廷堪的学术影响可谓巨大。 　　2.学者观点 　　与吴派学者不同，戴震主张“由词通道”，有志于求道和经世，而不只醉心于考证古书字义。他率先提出“以情代理”，认为宋儒对“理”的解读掺杂了佛教思想，偏离了本意，因此不足为据。 　　“理”既然是玉之纹理，那么必定是客观存在的。“天理”就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人的产生也遵循“理”，人各不同是因为所秉之“气”不同。 　　戴震上承孟子“性善论”，而将“性”之内涵归结于“欲”、“情”和“知”，“知之失去为蔽，蔽则差缪随之”，“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由此产生恶。 　　为了避免恶，需要“以情代理”，因为“情志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得理者也”，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