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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宋代士阶层女性的道德修为 　　有宋一代不仅士大夫孜孜以求以儒立身，就连一些女性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修为。 　　尤其是士阶层的家庭女性，因其比下层普通民众妇女有更多机会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所以她们的思想道德境界和精神追求不同于普通民众妇女，在道德修为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宋初统治者注重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改革科举制度，扩建太学学舍，增收生徒，讲授儒学；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等一部分士大夫对儒学的恢复更是做了不遗余力的努力。 　　在这种复兴儒学、重整伦理纲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由汉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的修为，立德已超越一切而上升为人生的首要价值，宋代的儒家伦理走向大众化、普遍化。 　　这样的环境影响着宋代上层妇女，对她们的道德修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儒家思想对宋代士阶层家庭女性道德修为影响的途径主要有家庭教育的实施和家法家规的约束。 　　1.家庭教育的实施 　　宋代统治者和儒学士大夫认识到女性于国于家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女子的教育。 　　北宋郑侠在一篇《谢夫人墓表》里批驳了时人忽略女孩教育的短浅见识，论证了女子因不出家门，没有见识，其美德只有通过教育才会获得的道理。 　　司马光、曾巩等一大批士大夫持有同样的认识，认为女子的言行有一定的规则，需要从小学习掌握，成人后才能进一步修身正家。他们代表了士大夫的观点，即一个国家的风气要变好，女子就应该同男子一样受教育。 　　在教育内容上，偏重妇德的培养，不主张学习音乐、写诗作词等。司马光认为女子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要略通大义。 　　朱熹和司马光持一样观点，认为《孝经》与《论语》以及《女诫》《家范》都是适用于女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程颐的母亲在家教女，就以班昭的《女诫》为范本。她们通过对先秦经典的阅读，对四德等儒家礼教的学习，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伦理体系，并能一以贯之。 　　日常生活中，这些女性以女教书为本，如高宗吴皇后曾绘《古列女图》并在此基础确立自己的座右铭，又取《诗经》之义。给自己的住房书写匾额“贤志”，时刻提醒自己，注重道德追求和实践。 　　2.家规家训的约束 　　家法族规是儒学思想的具体实施，宋代一些大儒几乎都讲到治国必先治家。 　　当时有关家法、家规的书籍或文章广为流传，譬如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袁氏世范》、陆游的《放翁家训》、刘清之的《戒子通录》、徐伯益的《训女蒙求》等等，成为各个家族制定家法时模仿的典范。 　　家规家训对每个人有着丝丝入扣的影响，对女性的教育和约束较其他方式更为直接，对她们的道德修为起着重要作用。 　　家规家训内容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具体化，有的对女性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角色定位和道德标准，是女性衡量自身行为的参照体系。 　　儒学为主的统治思想以及家训的盛行等社会因素，影响着宋代士阶层女性道德观的形成，尤其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读书的经历对其产生了直接作用。 　　她们通过学习儒学，接受儒家思想，把社会道德伦理要求移入自己心中，内化为一种自律，从而追求内心道德境界和道德修养的提升，找到了人生价值的终极所在，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 　　宋代士阶层家庭妇女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传统的名教纲常束缚下，更自觉地以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并以其知识才学来获取精神世界的幸福，寻求一种自主的人生价值。 　　1.宋代士阶层女性的国家意识 　　忧患意识是士大夫忠君爱民的突出表现，宋代士阶层家庭妇女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影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世情怀，以及安黎民、济苍生的入世思想在她们身上也有所表现。 　　她们虽不出家门，却关心国事、社会、百姓，内心蕴含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在言行间有所流露。她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是宋代妇女优秀品质之一，具有时代特色。 　　宋朝两次亡国的特殊环境，将宋代妇女置于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动乱的切肤之痛，使她们更易于与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希望国家能够统一、社会能够稳定。 　　李清照、韩希孟等女性在作品里把个人不幸与国家沦亡交织在一起，诗句里迸发出强烈的国仇家恨。宋朝的烈女与明清时期的节妇不同，她们多是为国殉节。 　　固守忠贞的大义给了她们藐视敌人的力量，使她们在用生命保护自己贞节的同时也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虽是一介女流，其影响力不逊于沙场上为国杀敌的男子。宋代士阶层女性的济世情怀还表现在各种慈善和公益活动上。 　　有的女性自己节衣缩食，却慷慨地帮助周围的亲戚或乡人、甚至路人，体现了儒家心忧天下的入世思想。她们救济灾民、接济亲友、关怀弱势群体，为他们买药、买棺、赠送衣衾等。 　　南宋理宗时期的谭氏在逢灾年之时，就劝其夫把粮仓里的米全部拿出来，并下调粮价。 　　宋代士阶层女性在国家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甚至不惜牺牲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