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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大于内容还是内容大于形式 　　摘要：使用性和艺术性是书法的一体两面。以近代以来书写方式的深刻变革为历史节点，书法的实用性被降到了历史最低谷，而书法的艺术性则被推进到全新历史高度。书法作为视觉艺术，其形式被过度强调。在当下风靡全国的各种书法展览中，无论是作品构成的形式还是技术语言的形式都要为视觉冲击力服务。正是在这样的书法时代环境下，当下的书法热现象从过于注重形式的逻辑原点开始，出现了重技法轻修养和自我缺失的危及，忽略了形式和内容本该有的历史关系。 　　关键词：书法与政治书法热重形式轻内容重技术轻修养自我缺失 　　我国传统书学与哲学、文学、绘画等科目有着内在或外在的关联。无论是汉末书法的自觉，北宋时期书家对“自我”的彰显，还是清代对“金石气”的追求，书法艺术的每一次时代性突破都与当代的思想潮流密切相关。自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书法学科的建立，在中书协和各大院校的引领下，书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大解放，随着书法热潮的深入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性引导，我们需要在书坛的热闹景象中冷静下來，不至于随波逐流和迷失自我。本文着眼于当下的书法热现象，并对其作学理性的思考。 　　一、书法的发展与政治 　　实用性和艺术性是书法的一体两面。书法以文字为载体，具有普遍的使用群体和广泛的应运邻域。由于书法的使用主体和应用邻域的差异，使得人们对书法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从我国历代文献对书法的记载来看，以往传承的书法史主要是经典史，以文人群体为核心，给后世建立了大量的历史经典范式和理论标准。所以，对任何后来的学书者来说，我们首要面对的就是对历史的经典和标准的继承。 　　我国书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文字未定型、书体演变的阶段，无论是秦“书统文”后，官方普及的小篆，还是汉代因军令繁杂，自民间传播开来的隶书，使用性一直是推动书法发展的主导因素。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书法的品评维度主要聚焦在“工巧”、“精熟”、“自然”、“骨势”等方面，因为随意的书写，人人都可以做到，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需要在大量精熟基础上确立规范和法度，所以才有王羲之在《晋王右军自论书》中言“张（张芝）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的感叹。也就是说，如果他自己有张芝那样勤奋，他的草书可能会超过张芝。这一时期人们普遍陶醉于自然之“韵”中，其思维模式经历了从关注外在自然之“象”，到人的精神状态之“意”的转移，而到北宋才有了进一步内化到个人情感思绪和精神修养之“意”的深入。 　　在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以唐朝为界），即风格展开时期，书法艺术性的发挥上升为推动书法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书体已经定型，书法的判断标准也成为圭臬，书坛领袖王羲之被人们推向神坛。面对已经树立的典范，此后的书家只能在前人没有占据的邻域谋求一席书法的高地，唐朝人强调了书法之“法”，宋朝人则深化了主体之“意”，元代人全面的复古。明清时期在诗、书、画、印的结合下和金石学的影响中，各学科互鉴互融，在书法的审美范畴、艺术语言和作品形式的构成方面皆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如提出了“金石气”等。在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书法被进一步内化和泛化，书法家探索“自我”的实现方式，以及对历史经典的个人理解，书法的艺术性在不断探索中取得突破，祝允明如此，王铎亦也是如此。 　　纵观我国书法的历史脉络，虽然使用性是书法存在几千年的基础，但是我国传统文人发现了书法的抒情功能和雅玩养性的裨益，把书法与传统文化紧密的结合了起来，使得书法的发展与文学、哲学，以及政治和个人修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东汉末年灵帝时期设立的“鸿都门学”，到唐代设立弘文馆以教授楷书和设立书学博士，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为“尽善尽美”，元代元文宗时期“奎章阁”的设立，明代设置中书舍人一职，一直到20世纪以来，以“中国书法家协会”（后文简称中书协）为代表的书法团体的成立，这些官方机构和职位的建设对书法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政治因素的介入，对书法的发展具有双重效果。“鸿都门学”虽是经学与太学对抗下的产物，但在客观上提高了书法的地位，培养了一批书法人才，促进了书法的发展。在政治力量的参与下，书坛曾树立了千百年来让人追慕的王羲之，也造成了“趋时贵书”的现象和“院体”、“馆阁体”、“台阁体”的特殊书体。在传统儒学教育下，“达则兼济天下”和“学而优则仕”的教导在文人士子的思想观念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书法作为科举考试的条件，一直被当作文人的基本修养。但是，从民国开始，随着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大量涌入，我国书写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使用了几千年的毛笔开始被边缘化，甚至被冷落。毛笔被送进博物馆，书法便成了我国教育体系内的可选项，书法的使用性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与之相反，书法的存在则以其艺术性的地位被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