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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的空间属性与市场保护 一、 扫码过壁：禁止共享平均平台价值过低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平台如蘑菇般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行业开始背弃“互联互通”基因，平台相互封杀已较为普遍，互联网沦为“互屏网”。2008年9月，淘宝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由，首次祭出封禁大旗，彻底封禁百度搜索引擎爬虫。随着微信功能的多样化和用户数量激增，微信成为封禁舞台上的“主角”。2014年至今，微信对快的打车、今日头条、抖音、多闪、飞书、钉钉等平台实施了封禁。2019年9月，字节跳动旗下抖音以腾讯限制用户分享抖音短视频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以原告撤诉而告终;2021年2月，抖音以腾讯限制用户分享抖音短视频为由起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是“头腾大战”中首次爆发的反垄断诉讼，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封禁的使用语境较为宽泛，如封禁账号、封禁域名、封禁内容、封禁外部链接或关闭API接口等。封禁事由较为宽泛，有基于网络安全、保护特殊群体、维护公共利益等理由实施的封禁，也有基于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目的实施的封禁。所谓封禁，是指互联网平台利用技术手段禁止其他经营者的链接或内容在本平台分享或展示的行为。从主体来看，封禁行为通常是超级平台实施的，涉及封禁方、被封禁方及双方用户，影响面非常广;从主观意图来看，封禁表面上是封禁方为了保护用户合法权益或改善平台生态，但真实意图往往是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从手段来看，封禁行为是超级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混杂了模块化分享协议等内容，容易让人产生封禁只是一个合同自由问题，忽视了封禁行为的竞争损害，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隐蔽性;从侵害客体来看，封禁行为阻碍竞争对手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扰乱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也限制用户选择权，抑制互联网市场的创新。 关于封禁行为的类型，有学者认为包括“二选一”、不予直链、自我优待、关闭API接口四大类。 在封禁行为违法性认定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主张封禁行为合法性的学者主要立足于平台的经营自主权，认为平台有权封禁竞争对手。部分学者指出，平台经营者有权对自己建立的平台行使支配权，没有义务向竞争对手开放平台; 主张封禁行为违法性的学者在承认平台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认为封禁行为造成了竞争损害，应当进行否定性评价。部分学者认为平台封禁行为具有多发性，影响范围较广，以至于影响到互联网领域的竞争秩序，有必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 由上可知，双方争议的本质是经营自主权与公平竞争权、用户选择权冲突背后的价值取舍问题。毋庸置疑，平台经营者享有经营自主权，其权利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但“一个人挥舞胳膊的自由止于别人鼻子的地方” 二、 对平台地位缺乏正确认识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互联网市场竞争和平台竞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双边市场、动态竞争、跨界竞争以及网络效应、锁定效应、马太效应等竞争特性，对平台在互联网市场中的地位缺乏准确认识，也忽视了互联互通在互联网市场竞争及其法律规制中的重要作用，这恰恰是我们认识封禁行为的前提和基础。 (一) 平台的准公共空间属性—平台的准公共空间属性:反垄断法规制封禁行为的逻辑前提 我国互联网平台经营模式已经普及，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平台化，互联网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竞争已上升为平台之间的竞争。平台作为互联网空间最重要的主体和媒介，实际上是一个交易空间，“该空间引导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 作为体现私人空间属性的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企业对平台拥有控制权，为了维护平台生态、保护用户隐私以及内容管理等需要，制定适合本平台的管理规则;同时，互联网平台有权自主选择交易对象、交易时间和交易品种等交易要素，这些都是经营自主权和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在封禁纠纷中，经营自主权是封禁方最常提出的抗辩理由。但是，过分强调经营自主权，必然会损害用户选择权和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进而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平台的经营自主权抗辩丧失了正当性基础。因此，不能一味强调平台的私人空间属性，经营自主权还需要受到来自平台公共空间属性的约束。公共空间属性决定了平台的规则制定和管理行为属于准公共行为和受管制行为，平台需要权衡自身与平台各参与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保障各方主体能够平等使用平台提供的服务。依据公共产品理论，互联网平台可视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有限的非排他性。用户使用平台提供的服务并不能排除其他主体获得该项服务的利益，平台不能对满足条件的特定用户采取歧视性措施。 互联网平台的准公共空间属性意味着平台在私人空间领域充当“运动员”角色，在公共空间领域担任“裁判员”角色。作为“裁判员”的平台需要平等对待参与平台交易的各方主体，保障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