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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适用 2014年1月，中央统战劳动部发布了《关于严格规范处罚、指示和暂时监禁的意见》，明确了规范职务犯罪的行为，损害了金融管理秩序，并实施了金融欺诈犯罪（以下简称“金融犯罪”）。组织、领导、参与、隐瞒和操纵黑客组织的犯罪（以下简称“黑罪”）和“三类罪犯”的减少、更正和临时监督的有关工作。近期,笔者对C市某分院派驻检察的S监狱、H监狱“三类罪犯”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总结其特点,并从完善和加强检察监督的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对规范“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有所助益。 一、 惩罚“三个犯罪”、许可证和监禁的基本信息 (一) “三类罪犯”减刑率 减刑是当前我国刑罚变更执行的最基本形式。 结合S监狱、H监狱2012年至2013年“三类罪犯” 减刑情况统计,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1)单位年度内,监狱全部罪犯减刑率较高,均超过了30%,减刑适用一定程度存在普遍化的倾向。(2)“三类罪犯”减刑率基本达到或者超过罪犯减刑的平均水平。除了2013年H监狱涉黑犯罪罪犯减刑率 (32.08%)略微低于全部罪犯的减刑率(32.95%)外, “三类罪犯”减刑率均高于全部罪犯的减刑率。(3) 较其他罪犯而言,“三类罪犯”减刑较快,实际服刑时间较短。(4)“三类罪犯”中,职务犯罪罪犯和金融犯罪罪犯减刑率较高,特别是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率远超其他罪犯的减刑率。(5)虽然涉黑犯罪罪犯减刑率较职务犯罪罪犯和金融犯罪罪犯来说相对较低,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减刑率高于其他涉黑犯罪罪犯。除了个体差异外,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此类罪犯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处于较高层次,可以支配的资源较为充裕,受到“特殊照顾”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二) 不同类型罪犯的假释适用率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1)监狱假释的比例较低。相对于30%左右的减刑率,较低的假释适用率(平均只有0.7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三类罪犯”假释率偏高。“三类罪犯”假释率为9.5%,远高于其他罪犯0.4%的假释率。其中, 职务犯罪罪犯假释人数比例占全部假释比例的40%以上,需要重点予以关注。 (三) 暂予监外执行率高 结合H监狱“三类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况, 可以发现存在以下特点:(1)“三类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率远高于其他罪犯。(2)“三类罪犯”中,职务犯罪罪犯和金融犯罪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占比例较高。 (3)H监狱2012年和2013年5名“三类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中,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家庭特别困难的4人,身体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1人。 (四) 符合“三类罪犯”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形较为普遍的情况 开展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1)检察机关纠正监狱违法违规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数量较大,2012年和2013年分别达到126件和134件。 (2)“三类罪犯”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案件占总数的比例较高,表明“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中违法违规情形较其他罪犯而言更为普遍,需要检察机关予以重点监督。(3)针对S监狱“三类罪犯”以外其他罪犯的调查得知,有接近30%的罪犯对“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公正性的评价为负面,认为不公正或者存在权钱交易的情形,这需要执法和司法机关予以积极回应。 二、 “三个犯罪”的惩罚、定罪和临时监禁的特殊性 (一) 提高了假释率 其一,部分“三类罪犯”相对综合素质较高,自律意识较强,客观上获取管理辅助性岗位几率较大,岗位考核分值相对较高。其二,“三类罪犯”特别是职务犯罪罪犯和金融犯罪罪犯适应能力较强,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目前制度设计中的计分考核、自考、投稿等奖励政策,使该类罪犯更容易获得单项行政奖励。其三,职务犯罪罪犯假释后生活相对较为稳定,重新犯罪的几率较小,司法机关办理假释案件后被追责的风险较低,多种因素造成了职务犯罪罪犯假释率居高不下。其四,“三类罪犯”入狱前大多处于社会、经济的优势地位,入狱后更容易发挥持续影响力进而谋求不当利益。 (二) 法律考核方式不合理,执行效果不公平 首先,“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机械、单一,损害了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三类罪犯”由于犯罪性质和特点,较多的涉及被害人、国家、集体的经济损失,而对“三类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却较少涉及财产刑执行、民事赔偿的履行及消除犯罪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情形,有损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 其次“,唯分是举”的考核方式导致刑罚执行偏离刑罚目的。根据司法部1990年出台的《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监狱提请减刑、假释的主要依据是根据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情况实行的量化计分考核。虽然“在目前尚无其他更为科学合理方案的条件下‘,以分计奖,以分折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