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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禁止代理权滥用的无因性原则 一、 ．代理人滥用代理权的风险 决定代理使用无原因性原则（以下简称“无原因性原则”）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同事之间的交易安全，防止因违反基本关系而导致的代理行为无效的风险。对于被代理人而言，代理权滥用的风险源于代理人对外“可以”行使的代理权限宽于其对内“应该”对被代理人承担的义务。根据无因性原则，代理人滥用代理权的风险原则上由被代理人承担，相对人原则上不负有审查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内部关系的义务。然而，相对人知道或者代理权滥用显而易见而相对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为了避免无因性原则对恶意相对人施以同样保护的不公正结果，德国法以禁止代理权滥用制度对无因性原则予以限制 (一) 基础法律关系对代理人的限制 拉邦德提出的无因性原则是一项杰出贡献，被德勒誉为法学上的三大发现之一 一般而言，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涉及双方之间的保密信息，不宜公开，相对人无法了解这一不透明的内部关系。要求相对人在与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之前必须了解基础法律关系对代理人有何种限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相对人仅需依据代理授权书的内容来确定代理权的范围，无需关注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对代理人有所限制。基础法律关系中对代理权的限制原则上不得对抗相对人，这是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之一。 针对《德国民法典》是否采纳无因性原则的问题，曾经有德国学者以《德国民法典》第168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德国民法典》采纳了无因性原则，没有一般性地将代理权的边界设定在代理人在基础法律关系范围内实施代理行为之上，此类限制将危及交易安全 (二) 禁止代理权滥用的限制 为了避免代理人违反其基于基础法律关系所负的义务而实施代理行为，被代理人理论上可以通过将内部关系中对代理人的限制体现在外部关系中的代理权范围上，即代理权的范围与内部关系中代理人的义务保持一致。但在实践中，为了赋予代理人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做出意思表示的空间，也为了促使相对人与代理人缔约，被代理人通常会授予代理人超出内部关系限制的宽泛代理权，代理权滥用的风险由此产生。根据无因性原则，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代理权滥用的风险原则上由被代理人承担，然而，在相对人不值得保护且无需保护的情形中，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违反内部关系的限制实施代理行为的，虽属有权代理，但可能构成禁止的代理权滥用，不发生代理的效力。由此可见，恶意相对人不能受到无因性原则的保护。换言之，相对人为恶意的，应当适用禁止代理权滥用原则来限制无因性原则的适用。 《德国民法典》中并没有关于禁止代理权滥用制度的规定，但德国司法实践和学界普遍承认禁止代理权滥用制度。例如，帝国法院1902年作出如下判决:“意定代理人原则上不应在明知将会违反授权人意思的情况下作出意思表示，知道被代理人具有不同意思且可以意识到意定代理权被滥用的相对人不得向被代理人主张代理行为的效力。” 二、 禁止代理权与基础法律关系的分离 我国法律承认代理授权行为的独立性。从《民法典》第165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代理权产生于被代理人作出的授予代理权的单方法律行为，而非基于委托合同、雇佣合同、合伙合同、承揽合同等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代理授权行为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为了维护交易安全，最大限度发挥代理制度的价值，授权行为独立性原则切断了代理权与基础法律关系的联系。代理权仅涉及代理人对外“可以”以被代理人名义为法律行为的问题。代理人在实施代理行为时对被代理人“应该”负何种义务，与代理授权行为无关，属于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内部关系的问题。相对人没有义务探知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仅需依据代理授权书来判断代理权的有无及其范围。假使要求相对人审查代理人在实施代理行为时是否履行其依据基础法律关系相对于被代理人所承担的义务，则代理的制度价值将消失殆尽。有鉴于此，授权行为的独立性导致基础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可能完全体现于授权行为中，即使认为我国现行法并不承认无因性原则，代理权滥用的问题也依然存在 (一) 代理批准行为的理由 1 ．代理人违反基础法律关系所设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有因性原则 《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规定:“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按照该规定，代理人在实施代理行为时违反基础法律关系中所规定的“职责”的，仅应向被代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所实施代理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即使在第164条第2款所规定的相对人与代理人恶意串通的情形中，也仅规定了代理人与相对人的连带责任，而没有直接规定代理行为的效力，我们必须援引《民法典》第154条来判断恶意串通法律行为的效力。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违反基础法律关系的，代理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被代理人因必须履行代理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例如，根据内部基础法律关系的约定，代理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