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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救助标准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一、 低保标准与均消费支出挂钩 社会救助标准包括两个部分：第一，资格标准。换句话说，符合规范的个人或家庭只有资格获得适当的社会援助待遇。二是待遇标准，即救助对象可获得项目所规定的资金、物质或服务的帮助。我国社会救助是一个涵盖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灾害救助和慈善救助在内的“八加一”制度体系，每个项目都有相应的标准。在所有救助项目中，只有低保收入标准既是资格标准也是待遇标准。目前我国对于社会救助标准体系建设的具体实践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低保标准。低保的资格标准包括收入标准和资产标准两个部分。低保收入标准既用来识别低保人员，也用来发放待遇。也就是说，当低保对象的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时，那么可以通过补差的方式将其收入补充到当地低保标准。目前我国大都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或收入比例法来制定和调整低保标准。例如，山东、浙江、河南等省的低保标准调整与人均消费支出挂钩，调整幅度大体在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的20%到45%之间。也有一些地方将低保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例如，从2007年起，江苏省无锡市就建立了低保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指标挂钩的增长机制，市区低保标准按照上年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的比例确定。 二是低收入标准。尽管《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没有将低收入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但一些地方将低收入标准作为申请专项救助的资格条件。目前多数省份都是将低保标准的一定比例作为低收入标准。例如，《武汉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规定，低收入困难家庭是指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或者等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低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且家庭财产现状符合规定的城乡家庭。 三是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特困人员供养沿用了传统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认定标准，因此标准界定比较清楚。国家将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视为特困人员供养。 四是专项救助标准。专项救助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和就业救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专项救助的资格标准基本都与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相互绑定。考虑到专项救助与低保捆绑可能引起的一系列福利依赖等问题，目前各地的专项救助已经开始延伸到低收入家庭。例如，2018年实施的《北京市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规定的低收入家庭可以分别给予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住房救助。 五是临时救助标准。临时救助是指对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给予帮助。但是，评估突发性意外事故对生活造成的困难程度比较困难，再加上临时救助的给付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施，因此临时救助的标准往往很难把握。为此，《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临时救助的具体事项、标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公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低收入家庭救助、专项救助的资格条件需要与低保标准挂钩。此外，司法、工会、共青团、妇联、民族、宗教等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力量也会提供很多方面的救助，而这些救助项目的受助资格往往也同低保资格捆绑在一起。因此，低保标准是整个社会救助标准体系的核心和关键。本文将先讨论当下所面临的与社会救助标准相关的三个重要问题，即低保标准水平偏低与福利依赖、低保待遇标准结构与分类施保、资产标准确定与低保对象人数下降。在此基础上，面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提出完善我国社会救助标准体系的政策建议。 二、 中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的三个重要课题 （一） 低保福利依赖问题 总体看来，目前我国社会救助标准的保障水平偏低，尤其是城市低保标准偏低较多。 从理论上讲，如果救助标准偏低，那么救助制度将缺乏对贫困人口的吸引力。但在实践中，我国低保制度却存在较为严重的福利依赖问题。如何来解释这一悖论呢？由于社会救助都要求瞄准“贫困者”，但目前我国尚没有为整个社会救助体系设计的“贫困标准”，专项救助和很多政府部门救助项目以及民间慈善组织的救助项目都缺乏独立的资格标准，因此不得不将其救助资格与低保绑定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低水平的低保标准由于绑定了大量其他救助项目使得其实际待遇非常高，一些低保对象为了持续享受待遇而拒绝就业，进而造成福利依赖。 （二） 低保救助按人保 目前，我国低保待遇标准未充分考虑家庭人员规模和结构等微观因素。除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外，如上海、福州、厦门等，大部分地区没有针对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确定弹性的保障标准，而是实施统一固定标准或分档标准。实际上，不同类型、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其生活困难程度是不一样的，生活需求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如果家庭有儿童、重病患者、残疾人等，其生活成本就要比普通家庭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