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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与直隶省近代化进程 中日海战结束后，日本东部神话的繁荣与中国的缓慢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抱着救国救民的意识,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近代化的知识,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扶桑考察日本成功的经验。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及考察人士归国后,在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作用突出。本文以1900—1928年间直隶省留日归国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制度更新、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探讨留日归国群体对直隶省近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力求揭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对外文化交流的关键性意义。 本文使用的直隶省概念,系以当时的行政区域为基本范畴。1928年前,北京一直是清代及民国的首都,虽然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直隶,但在地理上,北平与直隶省属于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本文所述事实包括北京市的有关情况。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由于自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后,中国政治、文化及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人才、企业及金融业大批南移,对于河北省(1928年由直隶省改称)影响极大,加上此后的中原大战及日本对东北的入侵及对华北区域的步步进逼,内无动力、外无和平,河北省的近代化进程遂急速减缓。 一、 传统文化因素影响中国近代中国应然的职业教育与专业选择 近代的东亚,中国与日本具有几乎同时经历了西方列强要求开放的遭遇。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却仍在“中体西用”抑或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中踯躅不前。1895年,中国在日清战争中惨败。昔日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对日战败中经受强烈刺激。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吕贤笙,带着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学习日语。这样的学生过去一般是安排日人进入公使馆教习。此次,公使裕庚通过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将他们安排进由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不经意间,近代中国留日及考察日本的历史大幕,被13名事实上的留学生拉开了。 1898年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等明确提出:经济上要“富国为先”、“以商立国”;政治上要学习日本建立“君主立宪”体制;法律上要“采罗马及英、美、德、日本之律,重定施行”;文化教育上要“废八股、兴学校”“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上述基本理念却指导着急于改革中国现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直接影响此后大批青年东渡扶桑留学和对专业的选择。 1898年,清政府将留学日本作为一项国策确定下来,此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蔚为壮观。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同样将留学日本作为促进中国近代化的一项重要策略进行贯彻。1901年至1928年间,留日学生一般都占每年全国留学生总数的70～90%,明显多于同期留学欧美的学生数量 由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资格限制不严,不需办理护照及留学证书,加上国土相近,同文同种,且生活及学习费用低廉,“日本完备的教育体系及专为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制度” 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使知识分子常常处于一种超快振兴的焦虑中,激进主义思潮、“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此起彼伏,影响了几代青年学子,也自然影响到他们对专业的选择。如1909年,无论是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5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还是进入其他135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均是以医科、药学科、法科、工科为主 从籍贯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留日学生分布极不平衡,呈从东南沿海诸省向西北偏远省份递减的特点。整体而论,出身长江以南诸省的留日学生数量普遍多于华北诸省,原因很多。虽然留学归来后他们不一定回到原籍活动与工作,但这一比例还是对后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域性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限于资料,笔者无法系统廓清华北诸省留日学生的数量。从清末统计数字来看,这一时期华北诸省官自费毕业生数量占当年毕业留学生总数的10.19%,排在中游。直隶省留日学生占5.61%,明显比山东、山西两省为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1901—1937年间,先后共有约111846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约11703名留日学生从所在各类学校毕业 由于地缘关系和北京是政治中心的缘故,相当多的华北籍留日学生回国后散布在家乡的各个城市,不少原籍江南的留日学生,也到北平、直隶省的天津、保定等一些较为发达的城市谋求职业,也有不少人深入小城镇和农村从事基础性工作。如1914年回到直隶省工作的留学生有114人,1926年有54人 在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由于张之洞等人的建议,1898年,清廷又将鼓励官绅自费赴日本考察,列为国策之一。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奏清帝,“拟请明谕各省人士,如有自备斧资出洋游学,得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同时要求规定今后,凡“送御史、升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