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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基督教、信仰卡夫卡的形象 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斯教授（freisay）在《纽约书评》（2005-02-10）上撰写了《最新的卡片》，并对北美学术界的卡卡研究进行了详细分类。特别是在这项研究中，对不同学术机构的代表性和批评视角的评论，或对整体理解卡卡的价值。 卡夫卡1924年去世时, 只在本国的文坛有点小名气。他的作品只有很小一部分由他一度的情人米莲娜·叶申斯卡从德语翻译成了捷克语。除此之外, 再没有其他语种的翻译。最早从事卡夫卡的英译工作的是布罗德 (Max Brod) , 他是卡夫卡的朋友, 也是他的文稿代理人。他曾对卡夫卡留下的三部没有完成的小说, 从小说的形式到意义都作了大胆的猜想;是他组织人将《审判》译成了英语, 并于1925年付印出版, 接着, 《城堡》和《美国》的英译本也相继推出。按照《城堡》译者之一缪尔 (Edwin Muir) 的说法, 他们在1930年开译时, 卡夫卡的名字在英语坊间尚鲜有人知。而进入30年代后, 由于一系列因素的推动, 卡夫卡很快成为现代主义作家的最突出代表之一, 被誉为文学巨匠。所谓“卡夫卡式” (Kafkaesque) 一语, 成了人在遥远而荒诞的、强制性的外力面前孑然无助的写照, 所有对非人性化公司、官僚机构或集权统治有过切身感受的现代读者, 自然都把卡夫卡当成了自己的知音。 但作为英美学界中最早的传播者, 布罗德和缪尔等在一开始更多强调的是卡夫卡作品的形而上意义, 这一强调大大放大了卡夫卡作品的预示性。布罗德在他的《异教、基督教、犹太教思想:信仰的告白》 ( 克鲁斯说, 这种构想符合当时存在主义的时代特点, 符合当时要消除种族差异的自由主义的心态, 也符合冷战时期趋于将普适主义视为无神论和阶级论的对立面的意识形态。在布罗德看来, 《城堡》不啻是一篇宗教寓言, 而城堡的意象就是一种“神启的引导”, 所以, 缪尔在翻译时, 为主人公K选择了一种与精神探索旅途中的朝圣者相吻合的语言。读者根本无法从这样的语言中欣赏到卡夫卡对官僚机制的刻意讽刺。 改变这种认识的是美国一位重要的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他于1947年在《纽约客》上撰文说, 卡夫卡热完全是因为知识分子本身自轻自贱的特点所致。他认为卡夫卡为我们留下的仅仅是自我怀疑的灵魂被践踏时发出的一声喘息。他说, 他实在不理解何以能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当成道德的领路人。 在后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 学界对卡夫卡的读解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诸如M.帕斯莱这样的更关注文本的学者认为, 卡夫卡擅长的是一种“半私人化的文字游戏”, 他把小说的情节化成各种复杂的双关语, 与他其他的写作、人生的某些场景联系起来。他故意让公众蒙在鼓里, 扮演一种玩弄恶作剧的角色。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文字, 给了他一种掌控文本、掌控读者的感觉, 而这正是他父亲对他的那样一种掌控。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 批评家们关注的尽是他作品中那些难以确定的东西。他们想发掘出重大的意义和结构, 而不是去注意文本中的那些断裂和阻遏。这是一种一定要把故事说圆了的渴望, 非要对某个人物或情节为什么会如此这般提供一个圆满的诗学解释。 进入70年代之后, 英美学人的卡夫卡研究又发生了转变, 他们趋于认为, 拘泥于道德化的解读是一种返祖倾向, 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只注重作者生平的传记批评的遗风。随着对卡夫卡生平研究的深入, 随着更多的更可靠的新版本的问世, 许多对卡夫卡的误解得到了纠正。研究进入了一个解构主义的形式批评与社会政治批评争执不休的新阶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S.考恩戈德教授所撰写的《弗朗兹·卡夫卡:需要找到一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