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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 一、 中国地区金融发展指数的建立 金融交易理论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指出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戈德史密斯 (1969) 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了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 阐明了这些因素怎样相互作用而形成金融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麦金农和肖 (1973)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和《货币、资本与经济发展》两书中, 深入研究了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表明, 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影响的关系。一方面, 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将储蓄资金有效地动员并引导至生产投资, 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 蓬勃发展的经济也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而刺激金融业的扩展。金融运行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惟其如此, 经济金融化的进展和水平, 不仅反映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而且反映一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 也反映一国金融和经济的融合程度以及金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重要性。弗尼 (1988) 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模型的基础上, 运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料证明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继麦金农和肖以后, 马依森 (1979) 也从投资数量的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投资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随着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 国内经济学人已关注到了金融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大不同, 与此对应各省金融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为了科学合理地分析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 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 本文首先根据金融发展理论和相关研究文献, 建立地区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采用熵权法法建立金融发展指数, 利用相关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综合评价帮助我们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 为各个地区实现金融和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二、 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 马克思在现代银行体系诞生之初就预见到了金融将向经济扩张和渗透, 经济日益金融化的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细致而深刻地探讨了信用和虚拟资本的问题, 认为现代银行制度的产生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信用的扩张, 从而导致银行资本的扩张。银行信用促进资本集中, 经济中的资本集中又推动银行资本的集中。所以马克思说“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 贷出者的集中, 另一方面又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马克思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工商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业, 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断加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自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 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 定义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 (即国民财富) 的价值之比, 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的指标。”此外, 戈德史密斯还应用了货币比率、非金融相关律、资本形成率、外部融资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乘数, 资本产出率等指标。 1973年, 埃德华·肖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发展》衡量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依据下列几个指标:金融存量指标, 金融发展会引起以各种形式储备的金融资产总量相应的增加;金融流量指标, 金融发展会导致金融流量在结构和数量方面都会变化;金融机构指标, 金融发展会使金融机构的职能专业化, 正规金融机构将从中受益;金融资产利率指标, 金融发展会使实际利率升高, 不同金融产品之间的利差缩小;汇率指标, 金融发展会使汇率下降, 改变汇率高估的状况。 1973年, 麦金农和肖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与“金融发展”论, 提出为消除严重阻碍资本积累,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金融抑制”现象, 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金融发展”———金融资产以快于非金融资产积累的速度而积累的方式进行一系列的金融改革, 减少人为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干预, 借助市场的力量以实现利率、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才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广义货币M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是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最主要指标。 列文在衡量金融发展程度采用了4个指标: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Bank指标, 定义为商业银行信贷与全部信贷 (即商业银行信贷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 的比值;Private指标, 定义为私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