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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史学争论的新变化 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科学，尤其是科学进步，不是孤立努力的结果，而是意识形态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需要由人来代表,比方说,它们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法官,需要公众。” 一、 关于被评论的文学批评的内容 在对历史学科中的个别争论事件用特定视角进行审视之前,首先需要对争论在历史科学中特殊的表现形式加以说明。这种特殊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史学争论与一般性的意见分歧之间存在着区别。大部分的学术反对意见往往是寥寥数语———也许是论文的某个注释或者某句话后的一个“但是”。这种批判方式与其说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新的指向,毋宁说是为了展现评价者自己的学术立场。这种简短的批评无法引发互有往来的、大规模的、长期的争论。为此人们需要一种更为独立的批判形式,这就是书评。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场所,书评对研究工作的优劣作全面的考量,给出专业的评价,并且证明撰写者的专家身份和考察能力。从书评中,人们不仅能够了解被评论的作品,而且能够了解评论家。两者的信息量往往不相上下,因为“在书评与评论性杂文中,评论者仿佛允许对其书桌的审视。他表明自己如何阅读、感知、接受、归类和评价。他比在其他学术文章中更大地打开了通向其思维工坊的大门”。 第二,历史学的争论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发生的,它的阵地从学术沙龙、大学课堂、专业期刊一直延伸到大众媒体。按照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理论,它的生存空间就是整个的“历史学场域”,就是不同的力量团体凭借各种手段为追求各自的认同而展开争夺的开放性场地。 第三,史学争论根据不同的发生情境可以分为“学术论争”和“公共论战”两类。一般而言,科学研究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情境: ( 1) “发现的情境”( context of discovery) ,指一个新的科学假说、理论等是如何被设想或提出的; ( 2) “证明的情境”(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指科学假说、理论是如何得到确证或辩护的; ( 3) “说服的情境”( context of persuasion) ,指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科学体系外得到认可的。简而言之,在“证明的情境”中发生的史学争论是“学术论争”,而在“说服的情境”中发生的史学争论则是“公共论战”。具体而言,如果说学术论争是在狭小范围内对经验性的命题和理论性的假说科学地进行有效性检验,那么公共论战就是在广阔范围内对学术问题和研究成果的政治与道德维度进行判定。 愈到晚近,史学争论愈展现出其横跨多个领域、兼具数个情境的特点。尤其是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历史的重负使得触发史学争论的几率大大提高了,而生活世界的新变化则使得影响史学争论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也更难被历史学家所掌控。一方面,传统的史学争论形成与发展模式仍然有其有效性,学界内部爆发了众多纯学术论争,比如关于“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的争论。而另一方面,从60年代的费舍尔争论到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再到90年代的戈德哈根争论,史学争论发展出了一条从爆发到推进都不同以往的新路径。下面就对这条新路径作一具体分析。 二、 费舍尔争论的终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近十五年的沉寂后,联邦德国终于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史学争论,即围绕德意志帝国一战前后的政治策略及其一战罪责展开的“费舍尔争论”。 费舍尔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9—1961年,历史学家在专业内部围绕费舍尔的文章展开争论。主要是费舍尔和汉斯·赫茨菲尔德( Hans Herzfeld) 围绕若干争议点展开讨论,他们互有分歧,但也有意见一致之处。尤其在关于德意志“歧路的连续性”这一命题上,双方都试图向中间靠拢,最有可能达成合致。这时,这场争论是一场处于“证明的情境”中的学术论争。第二阶段是1961—1964年,历史学家和记者在公共领域围绕费舍尔的《争雄世界》一书展开争论。这时争论在学术论争与公共论战中来回摇摆,并最终以公共论战的形象落下帷幕。1961年10月,该书出版后,迅速得到了以日报和周报为主的德国各大主流平面媒体的追捧。而在历史学家一方,受制于专业期刊较长的出版周期,他们的反应则要迟缓得多。 在第二阶段中,当时保守派历史学家的领袖格哈德·里特尔决定性地影响了争论推进的路径。首先,里特尔指出,虽然对于未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非专业人士而言,要对费舍尔的观点进行反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对所有就费舍尔的主题努力进行思考的人而言,无需通过逐字逐句的考证,只要援引历史学界早已确定的基本论点,马上就会发现《争雄世界》一书基本上是不妥的。 从1962年下半年起,联邦德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几乎都表达了自己对费舍尔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埃格蒙特·策希林( Egmont Zechlin) 、卡尔·迪特里希·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