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评介.docxVIP

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评介 在西方许多文学批评家中，吕西安戈德尔（lusiengoder）倡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或生成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非常吸引人。它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在6世纪和70年代的风格一致，并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试图评估其主要理论观点。一 戈德曼在其早期著作《人类的共性和康德的宇宙》(1945)中,已经认识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无法把握艺术现象的本质,并指出社会总体和文化创造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功能。 这一传统在《隐匿的上帝》(1967)一书中得到延续。他在该书中认为:一种观念、一部作品,只有在她完全同某种生活、某种人的行为溶为一体时才能验证其真正的意义。再说,这种能够帮助理解作品的行为并不经常是作者的行为,而是某个社会群体的行为。可以看到,戈德曼研究文艺社会关系的出发点已不再满足于展示社会的、经济的背景,而是力求细致地区分出对文艺创作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群体、集团以致各个阶级,并根据不同社会集团和阶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研究它们对艺术作品的影响。戈德曼将作品视为特定时代的产物。 在《隐匿的上帝》中,戈德曼论证了拉辛的戏剧创作和帕斯卡尔的悲剧思想是同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某一社会集团(穿袍贵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来,就是他们分别通过其剧作和思想学说反映了十七世纪法国宫廷反对派的“悲剧”世界观,也即穿袍贵族这一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这一结论也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的新东西。 戈德曼的上述理论在《论小说社会学》(1964)、《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1970)两书中得到强化和完善。戈德曼提出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有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其一为,人文科学的思维和思辨不是从社会外部,而是从社会内部产生的；她是这一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她还可以改变社会生活。其二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回答,这种回答构成使既成形势向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意图,因此,任何行为、任何人类的事实都有一个有意义的特征。 上述观点反映出戈德曼是辩证地看待社会生活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他反对简单地寻求作品内容与集体意识内容之间的关系的批评方法,因为这种社会学在作品中寻找的更多的是文献资料而不是文学。戈德曼认为他的理论学说与上述批评方法相悖,并提出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的五个最重要的前提:(1)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本质的关系不在于人类现实中的这两个领域的内容,而仅在于精神的结构,人们可以把这些精神的结构看作是由某一社会集团的经验意识和由作家创造出的想象世界同时构成的一些范畴。(2)一个单一的个人的经验是极为短暂的和有很大局限性的,不能创造出这样的一种精神结构。这种精神结构只能是一群相当数量的、存在于同样环境下的个人联合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构成特定的社会集团的、长时间地集中地经历了共同的问题、并力图为此寻找一个有意义的解决方法的一群个人联合行动的结果。换句话说,精神结构,即由某些有意义的范畴组成的结构,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社会的现象。(3)一个社会集团的意识结构和确定作品中整个世界的结构之间构成多少是严密的同源(相似)关系。但也经常构成一种简单的有意义的关系。(4)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杰作不仅能够和一般作品一样被研究,而且它们甚至特别显得容易得到实证研究的理解。(5)使集体意识以及被艺术家搬移到创造性想象世界中的范畴结构(包括对作品的理解)明朗化的作法只能被结构主义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法所接受。 戈德曼将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作为参照系置于作品结构和社会之间,他尤其认为“精神结构”包容了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经验意识和作家创造出的想象世界,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还能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戈德曼基本上是从辩证的、结构的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待文艺社会关系和研究文艺现象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西方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包括苏联早期庸俗的社会学批评都避而不谈文艺生活中(这是一种社会化的生活)创作主体具备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因而落入了社会存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窠臼。戈德曼似乎有意于避免这一理论失误,但总的来说,在怎样既唯物、又辩证地论述作品、作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戈德曼的论述还显得很不够。 运用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作品,戈德曼认为要分“理解”和“解释”两步来走。 可以说,戈德曼所说的“理解”,就是搞清楚一部作品内在的意义结构,这一结构是由一些有限的、但却能分析阐述整部作品的要素组成。戈德曼认为一部作品中实际上可以发现好几个意义结构,它们都从局部的角度分析阐释了作品,而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要抓住同作品整体联系在一起又能对其做出整体解释的意义结构,在没有进行这种解释前,研究者不应该将作品的基本要素与次要的要素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