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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现状、问题与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社会组织逐渐发展，作用日益增强。社会组织的形成已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基于此, 从2011年4月开始, 我们围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积极作用问题, 先后赴广东、湖南、江苏、上海等省市进行了专题调研, 调研的对象主要是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期间, 与部分省市领导、相关部门、社会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下面对调研的情况进行概括分析, 并就如何使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策略。 一、 社会组织服务问题—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这次调查的4个省市是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比较好的地区。近期, 各地认真落实中央精神, 都在积极研究如何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和发挥作用。湖南、江苏围绕挖掘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潜力, 发挥好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分别展开了调研论证;广东省总结推广深圳市社会组织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发挥作用等方面的经验;上海在前不久召开社会建设专题会议, 并指出社会组织中的协会, 必须走民主选举的道路, 推行直选, 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从调查看, 各地按照中央要求, 一直在积极探索和推进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 在创新管理体制上, 稳步推进行业协会政会分开, 行政化倾向得到较好解决。对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 使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渠道更为顺畅。对活跃于社区、服务于基层群众但又不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 普遍实行管理重心下移, 由区 (市) 民政部门统一备案, 使一大批基层社会组织纳入了政府的管理视野。 在加强培育扶持上, 出台了许多具有先进理念的创新举措。上海市委、市政府联合出台了促进社会建设以及社会组织、社区建设的一揽子政策。广东及深圳市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江苏省在市县一级建立了社会组织孵化机制。上海市对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实行了年金制度。同时, 一些省份还出台了《行业协会条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促进办法》、《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逐步改善。 在完善监管机制上, 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将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更名为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并增挂“江苏省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局”牌子, 全面履行监管责任。上海市成立了有30人编制、参公管理的省市级社团监察总队, 建立了有7000名预警信息员组成的四级预警网络, 注销、撤销和取缔一批非法社会组织, 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加强党的建设上, 结合近年来开展的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创先争优活动, 加大基层党组织组建力度, 扩大覆盖面。积极探索业务工作与党建工作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途径和办法。理顺党建管理体制, 取得重要成果。到2010年底, 全国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的5.65万个社会组织中, 已有5.39万个建立了党组织, 占应建总数的94%, 占全部社会组织的13%左右。社会组织工作队伍中有党员80多万, 党建工作薄弱的问题初步扭转。 这些有益探索, 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截至2010年, 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有44.6万个。此外, 还有备案的城市街道社区群众性社会组织20万多个,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万多个。近几年, 社会组织数量平均增速在5-10%之间。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总值1089亿元, 收入1247亿元, 增加值500亿元;全国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618万人, 兼职工作人员500多万人, 注册的各类志愿者2500多万人。社会组织的服务范围覆盖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 发挥了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一是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 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行业自律、制定行业标准、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 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比如, 广东省社会组织每年经济活动总量超过500亿元, 招商引资约300次, 提供咨询服务1.6万次, 组团考察超过1000次, 协调会员与消费者纠纷约1900次, 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近1700条, 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约120起。 二是完善了公共服务体系。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扎根于社区街道的社会组织虽然规模不大, 却能直接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需求;一些社区社会组织积极配合政府部门, 协调劳动关系, 参与社区共治, 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上海市黄浦区人民调解协会每年调解各类民间纠纷3300多起, 成功率达99%;长沙市开福区、天心区区街两级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和群众工作站, 2010年接访1872批, 调解率达到87.7%。众多的民办教育、医疗、福利、培训、文化机构向民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需求。 三是疏缓了就业压力。据不完全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