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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心雕龙字典》札记 完成文章的想法后，作者根据写作过程用语言将敏感的想法和纸上的草图表达，并用文字来表达材料和思想，使文章形成。这种遣词造句、连句成篇的工作,就是炼辞。它是写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刘勰在《文心雕龙·练字》篇中指出:“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在他看来,作者的思想既然寄托于有声的语言,语言又借助于有形的文字来表述;那么,文章念起来动不动听就看音节是否协调,文章写得有无文采就看文字运用是否得当了。但是,炼辞并非易事,“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同上)优秀的作者可写万篇之多,但有时却为找到一个用得妥贴的字感到困难。刘勰要求作者“妙识所难”(《明诗》),知难而进,精益求精,达到“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风骨》)的高水平。为此,他在《练字》、《章句》、《丽辞》、《夸饰》、《风骨》等篇中,对如何炼词造语,准确地表情达意;如何运用“隐”言,丰富语言的内含;如何调文节律,增强文辞的音乐美;如何用语得体,切合内容的表达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很值得学习和借鉴。 写“意格,成于浚定” “文约为美”(《铭箴》),就是说文章的语言要简洁、精炼。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在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奏启》)。“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物色》)“或全任素质,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书记》)“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议对》)等等。刘勰提倡辞尚体要有其鲜明的目的,就是为了矫正齐梁时代浮靡讹滥的文风。当时的辞赋作者,不顾思想内容,“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明诗》),一味追求文辞的奇特、华丽,形成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情采》)的不良倾向,把内心的情理淹没在繁辞缛采之中了。因此,刘勰反复强调“缀字属篇,必须拣择”(《练字》),即写文章要认真地锤炼语言,选择最简练的词句表达极丰富的内容。唯其简,才能写得精;言简意赅,才富有表现力。这正体现了他那“衔华而佩实”、“文质并茂”的基本思想。 要炼辞,必先炼意。“始于意格,成于字句”。写得简炼不只是笔头上的功夫,首先要对所写的事物具有深刻的认识。刘勰在《宗经》篇指出:“《春秋》辨理,一字见义”。《春秋》之所以能“一字见义”,正是因为作者善于辨理,理清了事物的头绪,把握了内在的本质,所以,一经锤炼,便成警绝。就拿他在《宗经》篇举的“五石”(“六益鸟”来说,原文是“陨石于宋五,六益鸟退飞过宋都。”(见《左传》僖公十六年)《公羊传》评曰:“曷先言陨而后言石?记闻。闻其陨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益鸟,徐而察之则退飞。”这样记写,可谓简炼之至。“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书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反映的事物,符合人们认识的过程。正如董仲舒所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耳闻而记,目见而书,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我于序之。”(《春秋繁露·观德》)这话是切中肯綮的。 如何炼辞?刘勰提出:“剪截浮辞”(《熔裁》),就是向繁冗开刀,“将一切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鲁迅语)语言的繁冗有种种表现;一是“同辞重出”(《熔裁》),一个意思本来用几个字或一句话就说清楚了,还要说二加两,使同一个意思两次出现;二是“采滥辞诡”(《情采》),脱离内容,追求文辞的奇诡,刻意雕琢,繁文缛采,反而把思想内容冲淡了。刘勰说:“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熔裁》)只有把那些重复的、累赘的词语删去,方能象沙里淘金那样,使思想闪闪发光。 简辞是为了表达精意,它是由内容决定的,并非一切从简就好。“字删而意缺,则短乏而非核”(《熔裁》),文字虽然简略了,但造成意思残缺不全,那就成了短缺,而不是精要,这也是不可取的。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出只有十六个字的戏,是再短也没有的了,然而也会嫌太长,叫人看了厌倦,因为在全剧中,没有一个字是用得得当的。”(《仲夏夜之梦》第五幕)正确的做法是;“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熔裁》)只要有利于表情达意,该短则短,该长则长。刘勰认为:“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征圣》),都是精美的文字。 “义生文外”的内涵 “情在辞外”(《隐秀》),这是说词语除了它字面的意义之外,还隐含着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与现在所说的含蓄相近。含蓄是语言的重要美学特征。一般说来,文章的语言要求明白晓畅,直接表情达意,但有时语句的丰富的内涵并不从字面上表现出来,而是隐含在文辞之外,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味。这样,有限的语句就展现出广阔的天地,读者读来就感到蕴藉隽永,余味无穷。文章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也因加入了读者的再创造,显得形象更鲜明,意义更深远。 正是“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