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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中国的经济整合 国家对小农经济的形成/宪制意义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交流不仅是各方之间的互利，也是建立社区的宪法意义。利益的交往和交换, 不但会将许多全然陌生的人走到一起, 即便是你争我夺、勾心斗角, 也必须相互合作、互利共赢。更重要的是, 由于任何经济交往中都必定伴随了社会、文化甚或政治的因素或维度, 无论交易者或当事人是否追求甚至自觉, 都具有社会和文化的整合功能。“丝绸之路”在今人的记忆中并不只是商旅或货品, 而是文化的交流。北京秀水街当年的摊贩, 也许仅有初中文化, 但为招徕顾客, 也学会了流利的“英哥利希”。如果说偶然的一次交易还可能依仗个人智力和强力, 甚至包括欺骗和暴力;但成规模且持久的交易一定会形成制度, 正式的或/和非正式的, 出现相对稳定的格局, 会融合并整合不同群体、不同地方的人们。经济往来因此对大国构成/宪制的影响就如水滴石穿, 潜移默化, 持久而深远。“经世济民”非但不亚于“武功”, 而且———很对不起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对全社会普通人的一种“文治”或规训。 对于国家来说, 经济可不限于财政税收。在中国, 历代王朝, 只要可能, 总有朝廷直接、间接从事的许多经济活动, 包括对经济的管理规制。其中有许多, 非但为历代坚持和继续, 更因其对于整合和结构中国的无可替代的制度功能, 是政治的, 却也完全可以称之为经济宪制。 一般说来, 对一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强盛和安定不可或缺的经济制度, 就可以说有宪制意义;若开风气之先, 并为后世延续, 则肯定是。春秋时鲁国的“初税亩”, 战国时秦商鞅奖励耕织的众多制度, 秦始皇统一货币和统一度量衡等, 汉代的盐铁官营, 唐代“租庸调”, 宋代“熙宁变法”, 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清雍正的摊丁入亩, 乃至晚清的“洋务运动”等, 都有候选资格。甚至也不仅以成败论英雄, 无论时人或后人的褒贬。例如, 有些被今日学者视为弊政的, 如所谓的“黄宗羲定理”, 即因杂税丛生而并税、并税改革后又引发新的杂税丛生现象。但若置于一个王朝数百年的大历史视野中, 这种所谓“不完全财政”, 可以说就是农耕中国演化出来的非正式制度之一。 若着眼于对国家构成/宪制的贡献, 有些经济制度或举措, 如赋税本身, 对每一朝代对每个国家都很重要, 却难说对历史中国的如此构成特别紧要。下一节甚至会分析为什么土地私有制对于古代中国不具有宪制意义, 而小农经济具有。之前我讨论过度量衡, 则由于其对农耕中国赋税制度以及对历朝政治的塑造, 特别是减少了税收的专断和任性, 则足以称为宪制。 本文集中关注历代王朝对有关全国的经济事务之干预。但也别急着就开骂, 这只是本文焦点, 不是本文论点。我知道:“若不能证明结果好 (good) , 国家干预就很坏 (evil) 。” 但要理解这一点, 首先必须理解历史中国的小农经济及其特点。因为它——— 税赋的设置:小农家庭的贡献 小农经济在历史中国社会是中原及其周边地区最普遍和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这未必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如“初税亩”这类土地私有制变革的产物。根据是, 一直为儒家赞扬的井田制, 即由八户耕作一“囲”田, 这既有血缘氏族“公有制”的痕迹, 这种社会基本生产生活单位的“大同”有利于中原政治文明的发生和分享, 但这也影响了疆域大国的中国构成。比较容易通过军事力量来统一近乎一盘散沙的小农, 创设一代王朝。但都面临父子、兄弟和男女 (夫妇) 三大问题, 因此遍布各地的由小农构成村落结构有超越性, 超越了各地的地理、地形、气候和农作物。家族村落社区成了中国的最基层组织, 可以化解大量纠纷, 还可应对部分村落或家族之间的纠纷, 无需国家正式制度的过多介入, 大大节省了国家治理费用。令大国治理俭省且理性, 这本身是小农经济对中国的宪制贡献。 小农经济还从其他方面便利并塑造了一国政治制度。例如, 小农的“五口之家”便利了以“户”为基本单位来分配和征收赋税徭役。这不仅有关政治治理的便利和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有关村落内以及村落之间的“均” (公平) , 间接地也就有关“安”———社会安定。在一个因疆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等条件差别巨大、发展注定不平衡的疆域大国内, 国家不可能获得可全国比较的大量精细可靠的信息, 因此, 借助小农的“户”, 每一代王朝就可能让位于全国各地根本无法比较税赋负担的各个小农家庭承担起, 至少在当地看来, 基本公道的税赋。尤其是在量衡器制作和统一并普遍使用之前, 很难想象, 还有其他什么更基础的制度可以实践公平分配负担。即便有了量衡制度之后, 在劳役兵役问题上, 按小农家庭来摊派, 也会比按每家的耕地面积、可能/实际的财富收入或劳动力 (成年男子) 的数量摊派, 更务实可行, 直观公平。以五口之家为基准, 国家税赋劳役摊派都有了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