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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书写卢本德尔论美国宪法 在研究美国宪法及其解释并试图解决现有宪法权利与民主自治之间的矛盾时，卢本菲尔德故意建议将美国宪法作为书面解释。“要尊敬合众国在为宪法书写而进行的现实的、历史的斗争中付于自身的宪法性承诺”,美国的成文宪法体现的是一种铭写性的政治,它所创制的是一个民族在时间的延展中所争取实现的自治政府,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时期的自治政府,因此,与其说它的民主性在于它是某个特定时期民众呼声的反映,毋宁在于它记录了这个民族为把握自身命运而做出的争论和斗争。斗争为这个民族留下了铭写在宪法中的奠基性的承诺,因而,这份“世俗的圣经”并非一个横空出世即一劳永逸的文本,相反,它吸纳了论辩和奋斗的热忱,它是由它的民族在时间中不断镌刻着的一座丰碑,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奠基性的承诺下向着自治的梦想迈进。 因此,当人们评说美国“修改宪法时,对于宪法中已被历史否定的文字,包括美国的历史耻辱,不是抹掉,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宪法原文里,显示出美国的后人对宪法的尊重和信心”,我们更能领会斯托林所下判断的分量,——“美国起于共识而存于争议” 在这个意义上,1787年前后之所以能够被公认为合众国的“关键时刻”,不仅是因为独立战争之后邦联情势危急、亟需能够力挽狂澜的重大行动,这一重大行动——制宪会议——开始直至后续的一年里围绕宪法而发生的不同阶段、不同主题的大辩论也同样参与锻造了美国历史上的这一所谓“关键时刻”,在这长达一年甚至更久的辩论中,论辩双方针锋相对的主张绞合在一起共同奠定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而惯常——特别是宪法批准后的一百年里——被人们视为“失败者”的一方,之所以会被简单地定性为“失败”,也正是在于这些所谓的“失败者”们清晰地洞察到内在于这个民族集体命运中的种种张力,他们提出并试图去控制这种张力。焦灼于两极的人往往显得沉重而黯淡,相比在辩论初期即已占据有利形势的对手,他们的观点既不鲜明又毫无棱角,他们犹豫徘徊,他们深思慎明。他们坚持说不,直到步步封堵可能的漏洞,直到道尽所有忧患,直到确信已把这些前见的担忧最大限度地限制在可能之中,然后他们点头同意,在规则之下开始制度内的谨慎合作,以积极而正当的行动来守护那些之所以曾使他们说“不”的原因和目标。在反联邦党人说“不”的这一时期,他们的沉沉忧虑和重重审慎处处逼视着联邦党人的宏伟蓝图,他们的质疑和警示就像给即将放飞的风筝加了一板稳重的线轴,当宪法最终投入运行时,不至于无所顾忌而肆意妄为。 1788年6月新宪法生效,并不意味着反联邦党人的观念和行为从此销声匿迹,相反,他们融入到了新兴的政治体中,在一段时间里消失的至多是“反联邦党人”这一名号。事实上,在批准宪法后的三四十年间,反联邦党对公众的民主参与、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同质性(也即实际代议制或利益代议制)等焦点问题的理解,都渗透在立宪建国之初人们对联邦政体的讨论和认识之中,这些理解也直接影响了杰斐逊式的以及稍后一些的杰克逊式的联邦主义思想,而且,通过倾注于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反联邦党人的思想在政治实践层面赢得了实际的上风。 尽管如此,人们却未曾顾及关于名号的策略性狡诈以及现实政治中错综的思想导引以及复杂的实际运作,单从宪法经得批准这一表面事实来品评宪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致使“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后一个世纪都一直面临着“实予名不予”的命运。相比对联邦党人的齐声称颂和顶礼膜拜,对于反联邦党人,报章杂志则呈现一片鞭挞之声,出版界更是不曾见到反联邦党人的论战结集问世以作为读解宪法的参照。特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国家主义”的统一论调逐步加强,反联邦党人被当作失败者、不和谐的声音、开历史倒车的人、无教养且被债务所困的乡下人、狭隘自私的小宗派、辉煌建国历史中的污点诸如此类的反面形象而被遗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中。哈佛大学法学院强烈压制各种具有州权偏好的宪法解释,力图在宪法理论中彻底剥除反联邦党人的声音,这一做法一直垄断着十九世纪中后期主流法理学的风向。内战爆发,建国时代反联邦党人的主张更是被视为邪恶的“州权理论”的直接渊源,“反联邦党人”这个称谓干脆被等同于“奴隶制的支持者”、“分裂主义分子”等有碍人道原则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反动势力的代名词。从历史书写到宪法解释,蔑视甚至敌视反联邦党人是当时学术界和公众舆论的基本倾向。 十九世纪是从联邦党人的立场来看待宪法争论,但在二十世纪则正相反,对民主、平等以及政治德行的诉求使人们想起了那些曾经批判过现行宪法的人,对政治参与和共和德行的渴望使人们更多地希望从反联邦党人的思想资源中找到确保民主自由的疗救方案。对反联邦党人的明确关注始于十九世纪末,随着合众国内伤初愈,工商业出现大规模垄断,工人生存条件恶化,工会组织遭到禁止,小商人处境艰难,城市贫民激增,农民贫困化,妇女和黑人普遍受到歧视性待遇,而政治领域中金钱私欲渐成主导,贿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