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人的赈灾救竭与乡族政治.docxVIP

明代商人的赈灾救竭与乡族政治 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商人阶层的普遍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体系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先前关于明清商人的研究, 重点大都集中在他们商业经营的背景条件、地域网络、组织规模、项目方式及其资本的积累运作、投向转化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对商人的文化观念、道德伦理、行为取向并士商关系也有不少探讨。 也有些研究尽管不以明清商人的社会活动为核心内容, 但却关注到其角色功能的进步含义及与时代变化的内在联系。如余英时先生就曾指出:“从社会史的角度看, 商人的‘睦姻任恤之风’已使他们取代了一大部分以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 (如编写族谱, 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 。商人社会功能的日益重要也反映在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上。” 以往常见的将明清商人作为西方视域下的比较对象的研究, 在力争破除长期存在的各种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调的同时, 对商人社会角色的阐释也不可避免陷入一种以其非进步即落后的复杂纠结中, 从而相对忽视了他们参与地方乃至国家事务所呈现的本来面貌。近年来, 中国史学界结合传统中国历史实际情况, 在深化对中国古代社会基本政治、经济结构形态及演化趋势的认识方面展开了诸多有意义的探索, 显示出当今史学工作者力求建立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意识与现实使命担当。 一 援助 改变了一些商人的生产力 逢水旱荒年, 明代多有商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带头捐赀输粟。如明中期苏州商人卢 当然, 面对严重灾情, 很多商人更是自发行动起来, 资乏济困不遗余力。如明中叶江西丰城商人李公良饶不自居, “举宗待之为缓急”, 岁遭大水, 里人多饿, 他“操舟载糒, 就而食之, 率赖全活”。 商人通过借贷方式赈饥济匮, 平抑物价, 亦不失扶助乡族的有效办法。上文所引程尚宾、李公良等平日就已“知交有贷必应, 不责负, 负而更贷, 再三不厌” 在这些常怀体国恤民、出公忘私之心的商人中, 徽州方氏家族祖孙三代倡义捐赈, 实为富好行德的典型。方起承业肇家, 积而能散, “岁岁以其子钱济义举, 里族待举火者数十家”, 岁凶“辄济以糜粥, 受 进一步说, 在特定情况下, 部分商人利用财富优势, 在地方赈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前述方起即称“以赢济诎, 佐司命所不逮, 斯吾事也” 崇祯庚辛间, 大旱, 饥民多流亡, 真甫招来之, 使复业……时旱甚, 湖水少, 农欲引以溉田播种。真甫谓:“今播种未卜有秋与否?而一方之人畜且立渴死。其勿溉。”农谓:“即如是, 租安从出?且吾侪何赖?”真甫曰:“吾自荒吾田, 何言租乎?汝曹乏食, 我给汝。”是岁其田尽荒, 更出故所储粟给佃者, 悉得全济。 可见, 明代经商之人中有些不但一定程度上组织主持起地方赈灾事宜, 甚至还具有顾念民生的全局意识, 体现出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自主资助宗族乡党 明代商人也常于宗亲闾党间营作捐施, 利乡益民。如徽商汪徽寿业愈滋起, 他立家庙, 供祭事, 置祀田社田, 举族仰赖。传云:“里南度丰乐水为新桥, 故宗人玉所构……代终其修, 视昔有加……郡治河西之浒, 故有太平桥, 岁久浸圮。郡县下其议完缮……躬诣郡县, 请受功……里中故凿渠, 通水利……迄今淤塞不治, 浸以病 农……于是聚石鸠工, 操畚荷锸, 淤者浚, 壅者疏。” 事实上, 当时商人在地方周济贫民, 施工营建, 往往诸多义行并举。上述赈灾商人, 若高瓒“瘗暴露之骸, 筑襄陵之城, 葺三圣之庙” 值得注意的是, 彼时商人自主自愿资助宗族乡党, 不仅据其亲疏远近、疾困境况等帮扶有差, 且已出现组织化、制度化倾向。如浙江宁波人陈武托贾游而赴人急, 其妻复佐之“务广德意, 首近属及周亲, 次颠连, 次穷乏”, 家无米炊者“计口而遗之粟, 或 饷之糜”。 这种颇具规模体系的施济形式大体以宗族为重心, 突出办设宗产的必要性, 推惠所及, 达至乡邻。其中财丰力厚的商人自然成为乡族事务的实际主持者, 此于徽州地区表现尤著。如程沂持家而贾, 建宗祠, 举祭事, “自本支以及中表, 不足则周给之, 居有庐, 月有粟, 岁有布”。岁当大祲, 民众菜色相望, 他则“生予粟, 死予棺, 葬予地, 靡不人人餍之”。其晚年架桥汉水, “再费千缗, 除道之费半之, 以利行旅”, 临终且遗言于子:“吾雅欲置田百亩, 治屋数十楹, 以济举宗之贫, 今不逮矣。汝当吾室, 其善成之。” 这样看来, 明代商人凭借自身财力, 不仅于灾荒之际无偿提供物资, 赈救安置饥民, 平素出贾居乡同样乐善好济, 广施捐贷, 且主动参与地方各种公益建设。这些商人既治道构桥, 修学葺庙, 又缮城筑堤, 凿渠浚河, 更大力筹办义田义舍并义仓义冢, 确立较为稳定完善的宗族赡助规程, 使之持续有效运作, 起到了良好社会效果。他们由此在地方民众间扩大影响, 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 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