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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即再现新解 一 模仿的观念。一是模仿说的提出和发展 时间的推移和现实的变迁应该反映在艺术活动中。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漫长的西方美学发展中, 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最早表述来自古希腊的“模仿说”。模仿说作为那个时代的核心美学观念, 包含了人们对艺术问题的最初理解, 也体现着对现实生活、人性等多种观念的传达。在2000多年的嬗变过程中, 模仿说被不断地赋予想象、虚构和创造等意义, 从而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但长期以来, 人们在认识中总是倾向于把古希腊的“模仿说”归结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进而又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简化为再现、典型等原则。这当然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 也不符合美学史发展的事实。 我们先从整个古希腊时期的模仿说谈起。最早明确提出模仿说的是赫拉克利特, 他以“对立和谐”理论为基础, 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 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 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 这就清楚地表明, 亚里士多德已不再关注艺术与模仿对象之间的相似性, 而是探求艺术超越现实的可能性, 这也可看做被后世奉为圭臬的“艺术真实”的理论源头。此外, 亚里士多德还抛弃了“模仿自然”意义含混的一面, 提出艺术摹仿对象是“行动中的人”。虽然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有“诗的模仿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 二 艺术模仿与现实的关系 从以上关于模仿说的早期演变可以看出, 在柏拉图之前, 人们将模仿主要看成行为的模仿, 柏拉图则赋予模仿以认识论的意义, 他注重的是原本与模本之间的对应关系。亚里士多德则不愧为古希腊美学的集大成者, 他最早把艺术与技术加以区分, 开始关注艺术与现实的异质性, 认为艺术不是简单地再现事物的外形, 而是应反映现实的本质和规律, 这无疑是美学史上的一大理论贡献。但柏拉图的模仿说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毕竟不同, 如果抛开哲学上唯物/唯心的观念, 只在艺术领域讨论他们对现实的态度, 我们就会发现, 现实生活在柏氏那里如同画笔一样只是手段, 而在亚氏那里它则成为目的。前者将模仿更多地看做方法, 后者则把模仿当成艺术的本质。现实究竟是虚幻的, 还是实体的?两人观点上的差异其实是出于对“真实”的不同理解。柏拉图认为, 艺术模仿“理式”的影子是不真实的;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艺术通过模仿现实生活就能达到真实。但“真实”作为与人的观念的符合, 永远是主观的“真实”, 所以仅就艺术领域里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来说, 我们对两人的观念永远难分高下。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对后世影响很大, 以致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两千多年” 其实, 古希腊的模仿说蕴含着两种对“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的看法, 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一种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氏在美学理论上对柏氏的超越, 即使在整体上可以基本认定, 也并不体现在模仿说这一问题上。因为, 正是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 导致两种基本的关于艺术与现实关系的看法:要么肯定艺术与现实有直接、真实的联系, 要么否定这一联系或将其看成间接的、次要的。这两种倾向就柏氏和亚氏的各自理论来说是对立的, 但它们在总体上共同体现的古希腊模仿说作为时代美学观念的丰富内涵, 却又是不矛盾的。 古希腊以降的西方美学发展正沿着这样的倾向前进, “再现说”和“表现说”就是其演化的两种基本形态。如同可以将再现说追溯到亚氏的模仿说, 柏氏的模仿说也应被视作表现说的先声。我们知道, 在古希腊早期人们即开始重视创作主体的作用, 如德谟克利特曾提出:“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 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 就不能成为大诗人” 以上我们从美学史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古希腊的模仿说, 可见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需要指出的是, 再现说和表现说作为模仿说蕴含的两种倾向的发展, 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划清界限。再现是人处在艺术与现实之间, 表现则是现实处在艺术与人之间, 二者分别是以人和现实作为中介或背景讨论艺术问题的。其实艺术始终脱离不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 所以表现必然包含着再现, 再现也同时就是一种表现。现实的变化, 尤其是人们对现实的观念的变化, 必然会再现/表现在艺术和对艺术的观念里, 模仿说归根结底是西方早期人们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一美学基本问题的原初理解。 三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在现代美学意义上, 我们认为, 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探讨是注重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的角度, 阐释艺术的本体、价值及发展演变等问题的。这里, 现实的人是相对于抽象的人性观念符号而言的, 是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个体, 是一个个处在特定时空和经验中的“我”;而人的现实是人的活动、思想和情感参与其中的现实, 因为客观世界并非都能作为艺术的对象, 而且人的现实也并不排斥历史和想象。因为“现实”这个概念本来就浸染着人的主观色彩, 如此它才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