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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楚辞》传播接受活动探析 秦死于楚，楚人死于秦立汉。但汉初文化却非承秦制, 从文化意义上说, 汉政权的建立则是楚文化的胜利。统一而成熟的汉文化至西汉社会达到全盛的汉武帝时代才最终形成。作为楚文化的主要载体及其精神表征而在汉代发挥了持续作用的, 乃是屈原及其所代表的《楚辞》。“楚辞”约于西汉前期已成为屈、宋等人作品的总称, 后由刘向结集而成《楚辞》。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楚辞的特征说:“盖屈宋诸骚, 皆书楚语, 作楚声, 记楚地, 名楚物, 故可谓之‘楚辞’。” 《楚辞》在汉代的传播与接受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统治集团好尚, 宫廷倡导;二是文人雅好, 师法屈骚。通过这两条主要途径, 《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要方式大略有三种:一是诵读、讲解 (口头传播) ;二是绍骚、拟作 (文字传播) ;三是辑作、评论 (文字传播) 。 汉代楚语的传播和接受方法 (一) 水润城,皇室倡导 刘家王朝“文尚楚风”。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多为楚人, 刘邦本人亦出身楚地, 习楚文化、善为楚歌。统治集团特别是最高首领的好尚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了必然的导向作用。但出身下层的刘邦集团中人虽好尚楚歌, 但未必能读“楚辞”。屈骚传播至关中, 并影响朝野上下, 当与汉初屈、昭、景三大楚国贵族迁入汉中有关。《汉书·地理志》载:“汉兴, 立都长安, 徙齐诸田, 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 楚文化如春水滋润大地, 以极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了长安周边风俗、以及汉初文化。以长安宫廷为中心, 楚歌的创作和吟唱蔚成风气, 连房中乐亦成楚歌、郊祀天地的乐舞亦用楚调, 至汉武帝时代达到极盛。皇族创作尤以武帝独绝, 其脍炙人口的《秋风辞》, 仿效《九歌》而借鉴《九辩》, 在中国文学史上再次兴起了“悲秋”之作的波澜。武帝好文, 尤好辞赋。安车蒲轮征枚乘, 后得朱买臣、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辞赋大家, 在其身边形成了一个以辞赋为主的宫廷文学集团。他们一方面引领了京都解读《楚辞》的风尚, 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骚体赋, 显示了强劲的文学实力。 在长安以宫廷为中心形成尚楚风、读楚辞、作楚歌潮流的同时, 京都以外的皇族也以极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以传播接受楚骚为主的地方文学集团。如淮南王刘安麾下的文人集团、吴王刘濞周围的吴国文人集团、梁孝王刘武门下的梁园文人集团等。《汉书·地理志》载:“汉兴, 高祖王兄子濞於吴, , 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 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 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 贵显汉朝, 文辞并发, 故世传《楚辞》。” 历史往往悖离人们的期望而被“改写”。“……具告与淮南王谋反。吏因捕太子、王后, 围王宫, 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 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 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数千人, 皆以罪轻重受诛。” (二) 贾谊《吊屈原赋》的创作背景 任何一个皇朝, 其倡导文风的力量除最高统治者和皇族成员的好尚以及身体力行外, 都离不开文人学士的追随和努力。汉世文人被屈原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也被楚辞的艺术魅力所征服, 于是他们成为楚骚在汉世传播接受的生力军。汉代骚体赋的蔚成大观即成果体现。 汉初文学家贾谊是最早接受屈原作品的汉代文人之一。《汉书·艺文志》载“贾谊赋七篇”, 《史记·屈贾列传》载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屈原被放逐和殉身之地为湘、沅流域, 而贾谊《吊屈原赋》作于渡湘水之际, 应是作者研读过屈原作品之后所作。其创作的外趋力, 应是当地有关屈原及其作品的史料或传说起了很大的提示作用;而内趋力则是贾谊才华和遭际与屈原相似、情志和意气与屈原相投。所以贾谊师法屈骚如水到渠成之自然, 其篇法句式受屈原赋影响明显, 有的辞句直接化屈赋而来。贾谊赋是汉代历史上首次直接取法屈赋的绍骚之作, 又贾谊身为博士供职宫廷, 因而贾谊及其赋作也成为较早将京都文化与故楚文化结合起来的契机。屈原及其所代表的《楚辞》, 经由贾谊绍骚的接受和屈、昭、景三大姓的迁徙传播, 在已然楚风大炽的京都及周边趋向兴盛。 贾谊之后, 名重一时的文士, 无论是随侍宫廷的、还是聚于王侯门下的, 无不雅好楚辞而热衷于骚体赋创作, 骚赋作品蔚为大观。《汉书·艺文志》在“屈原赋”类列贾谊赋7篇, 枚乘赋9篇, 司马相如赋29篇, 淮南王赋82篇, 淮南王群臣赋44篇, 孔臧赋20篇, 刘隁赋19篇, 吾丘寿王赋15篇, 刘向赋33篇, 王褒赋16篇等。 文人雅好, 师法屈骚, 不仅是从楚骚形式, 诸如瑰奇的想象、色彩斑斓的辞句等方面的接受, 而更具有审美意义的是, 经由文士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形成了古代文学史上的“士不遇”母题, 以及忠君、爱国、求索等等一系列主题, 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前赴后继的心灵吟唱。 “言《诗经》传播之路径 首先, 是口头传播方式的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