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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之辨的提出与历史影响 相比之下，这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采取的政府战略，通过安抚和温和的手段，巩固政府，并将少数民族政治权力接受为主要手段。换句话说，封建贵族和受尊号，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娶公主，服从命令，维护制度和习俗，交换另一方对中央政权的荣誉和依赖，并定期向中国领土进行捐赠和贺。在中国古代史上, 羁縻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 保障中央政权对周边有效统治, 避免民族战争和社会动荡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制度萌生于先秦而确立于两汉。 一、 “尊王虾”策略 羁縻方略的萌生, 可以推溯到上古时代中原氏族的始祖黄帝。据《史记·五帝纪》:神农氏后期“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 而神农氏不能征, 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轩辕乃修德振兵, 沾五气, 艺五种, 抚万民, 度四方”, 然后, 与侵陵诸侯的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又率诸侯在涿鹿之野擒杀蚩尤, 于是“万国和畅, 遂推轩辕氏为黄帝。” 春秋时期诸侯并起, 中央政权的统治力和影响力大大削弱, 原来宾服的四夷对中央政权甚至汉民族的生存形成威胁。在此背景下, 诸侯之中, 谁能支持中央政权, 抵御少数族的入侵, 谁就能争得民心, 从而取得对诸侯的支配权和领导权。管仲的“尊王攘夷”策略和齐桓公霸主地位的确立就是一例。周襄王八年 (前644年) , 伊洛间的杨拒、泉皋等戎族围攻周天子的京都洛邑, 周向齐、晋等大国告急。桓公听从管仲的建议, 以“尊王攘夷”为号召, 在葵丘大会诸侯, 率兵击退伊洛之戎, 捍卫了周室 二、 两汉前的胡汉地域 从表面上看, 这两种理论是针锋相对的,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 它就象南北两极一样, 构成了支撑地球的中轴。“夷夏之辨”产生的基础是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所创造的物质文明, 它集中反映了先秦汉民优越的种族观念。但这种观念在其发展衍变过程中文化意义逐渐代替物质生活成为判别和界定胡汉优劣的标志, 作为先秦儒学伦理观的代表《礼记》就是从饮食习惯、服饰起居来判定四夷的:“东方曰夷, 被发文身, 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 雕题交趾, 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 被发衣皮, 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 衣羽毛穴居, 有不粒食者矣。” 三、 两汉社会的国策论争 汉高祖五年 (前202年) , 经过近八年内战的刘邦终于统一了天下。两年后, 刘邦开始攘外, 亲自率兵三十二万北击匈奴, 结果被匈奴四十万大军围于白登, 历时七天七夜, 最后还是用重金打通阏氏关节方得突围。白登之败使刘邦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 对匈奴的方略由进击改为和亲, 打算把自己唯一的女儿下嫁单于, 因吕后日夜啼哭改以一宫女冒充代嫁, 同时派关内侯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高祖之后的孝惠、吕后、文、景直至昭、宣、元、成诸帝, 一直都奉行此羁縻方略。不过两汉的羁縻方略同先秦相比, 有着明显不同的三个特点。 第一, 羁縻方略在汉代的实施过程, 是先执两极而后得其中。 汉初的高祖、孝惠、吕后、文、景, 对周边是忍让乃至屈辱, 以求安定, 至武帝则另执一端, 致力于武力征伐, 自宣帝以后方以武力为后盾致力羁縻, 但在执行过程中亦时有反复。 刘邦在白登之围后所采之策是忍让求全的一例, 刘邦死后, 吕后、孝惠处理与匈奴关系更是屈辱以求安边。孝惠帝三年, 匈奴冒顿单于借刘邦新死致书吕后, 戏之曰:“两主不乐, 无以自娱, 以其所有, 易其所无”。吕后览书大怒, 召将相大臣, 欲斩其使者, 发兵击匈奴。季布劝吕后息怒, 想一想当年的白登之围。结果吕后只得含垢忍辱致信冒顿, 说自己年老了, 又不好看, 单于如鳏居无欢, 汉家愿献上青年女子 但如前所述, 汉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有种优越感:“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 “吾见以夏变夷, 未见变于夷者也” 第二, 怀柔还是征伐, 这种国策论辩一直贯穿于两汉的历史进程之中。 吕、惠时代对匈奴是征伐还是和亲, 吕后和大臣之间的争论上面已作叙述。文、景时代这种争论仍很激烈。文帝前元十四年 (前166年) 冬, 匈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萧关, 杀北地都尉, 虏边民畜产。文帝欲亲征, 宰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国舅窦国广以及皇太后皆极力劝止, 要文帝效法高祖、吕后忍辱以安边。于是派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守塞, 吩咐只须卫边, 毋须进击, 结果单于留塞上月余乃去, 双方皆无伤亡, 这样你来我去相持三年多, 到后元二年 (前162年) , 文帝主动致书单于, 首先检讨自己“不能远德”, 致使“方外之国, 或不宁息, 夫四荒之外, 不安其生。二者之过, 皆自于朕之德薄”, 希望与单于“俱弃细过, 偕之大道, 结兄弟之义, 全天下之元元之民” 征伐与怀柔之争在东汉同样很激烈, 甚至父子、兄弟之间也持截然相反之见。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 (50年) , 匈奴分裂为南北, 南单于归附并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