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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上的史学问题 公元220年，曹不代表汉帝，公元589年，隋末陈。在这三百七十年中,朝代更替频繁,先后立国三十多个,是分裂、割据、战争连绵的时代。旧史家因而称这时期为“乱世”、“衰世”;现在有的学者也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衰落停滞时期。属于“黑暗时代”。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史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东晋以后,我国图书一直是按照经、史、子、集的次序分类,表明了史学是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学问。在封建社会里,儒家著作被尊为经典,所以排在首位,其实经学远不如史学发达,梁启超就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从而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将图书区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六大类;每大类又分为若干“种”,即小类,共计三十八小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并无史书类。当时的古今史籍,有《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冯商所续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等九家四百一十一篇;而属于西汉人写的则为《楚汉春秋》以下六家三百四十三篇,数量寥若辰星。所以,史书被附在六艺略的春秋类之末,作为经学的附庸。 至东汉,班固是史学大家,他主观上无疑是重视史书的,但他在编撰《汉书·艺文志》时,仍是采用刘歆的图书分类法,并没有将史书单独列为一类。可见直到东汉时,史学仍然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也没有出现“史学”这个词,表明在人们的头脑中尚无“史学”的概念。 一门学科的形成,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著作。那么东汉时的史书有多少?正史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清代的不少学者考证过东汉一代所写成的史籍。钱大昭撰《补续汉书艺文志》,列举东汉人写的史书四十七部;而侯康所作《补后汉书艺文志》,则云有一百一十部;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考出有一百一十七部;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一百九十六部。四家说法不一,数字相差甚远,即以最高数字而言,东汉时写成的史书也不超过二百部,数字仍然不大。 这就是东汉以前史学的梗概。这时虽然出现了司马迁,出现了班固,产生了《史记》和《汉书》,对后代的影响深远,为古代史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但史书的数量毕竟有限,史书的体裁也甚单调,有的还处于萌芽之中。至于史学在整个学术文化领域中,则还没有形成为一门学科,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的首先一个表现,是史籍数量的急剧增加。唐初修《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梁、陈,北朝齐、周及隋等五代官私书目所载典籍,其中史部书为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汉、隋之间,相隔三百七十年而已,而史书数量竟由二百多部一跃而为八百七十多部,这是一个猛增,一个大发展。《隋书·经籍志》通录古今,亦著录东汉以前及隋代史家的著作,但所占数量极小,大致不超过四十部,其余绝大多数都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其成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富,是汉以前所不能比拟的。现在通行的“二十四史”中,就有五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写成的,所占的比例很不小。 史书数量大,在图书分类目录上便自然形成为独立的部类。于是西晋荀勗编《中经新簿》时,便将群书区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史学”一词,也是产生在这一时期。《晋书·石勒载记》记载:“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勒伪称赵王……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史学”一词的最早记载。至南朝宋元嘉十五年,并建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繁多,“博览之士,疾其洋漫”,所以《隋书.经籍志》著录时也“剖析条流,各有其部”,将它们区分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种史部分类法并不完全科学,没有包括史籍的全部,分类标准也不统一,有的是按史书的体裁分,有的又按史书的内容分,有的则出自封建正统观念而另立门类。但是,从当时史书本身竟可区分为十三个门类,各类多则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杂传类),少则二十五部四百零四卷(旧事类),也可以看出当时史书种类的繁多以及治史范围的广泛。 魏晋南北朝人史著的内容,包括了记述前代史、记录当代史和编篡贯通古今的通史。体裁则有纪传体、编年体以及“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的杂史、偏记小说等;而人物传记、家族史和历史地理的编撰更是盛极一时。《隋书·经籍志》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