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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哲学两种关系的历史演进 西方政治学者的生命力是20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变革。这一转变, 在我看来, 或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就“政治”作为一种治理术所涵盖的范围而言, 如果说对于古典的政治思想来说, 政治所试图涉猎的更多的是作为宏观的国家体制以及这一体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那么对于生命政治而言, 其统治所涵盖的则是更为微观的国家事务, 诸如人口、土地, 安全。另一方面, 就政治的价值取向而言, 无论对于古典政治思想抑或近代政治思想而言, 政治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一般为“人们如何能最好地治理自己?此问题带出了一连串其他问题, 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 即人究竟有没有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 一 生命政治的研究路径 米格尔·阿本舒在讨论阿伦特对柏拉图洞穴隐喻的批判中质疑阿伦特作为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的合法性。原因在于阿伦特对于哲学介入政治所保持的谨慎态度。对于阿伦特而言, 哲学与政治不是能够相辅相成、相互诠释的两个学科, 恰恰相反, 它们互相对立:“两者试图建立一种等级秩序———优秀的一方将会牺牲掉另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 理论生命 (bios theoretikos) 将会牺牲掉政治生命 (bios politicos) ” 一般说来, 政治思想史的真正开端应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因为后者将政治学视为一种自然历史的研究, 他对于动物学的热衷让其带有着晚近自然科学家一般的经验主义色彩。虽然在其八卷的《政治学》中, 的确也存在着某些对理想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但却在其著作中所占比例非常之小, 在其他篇幅中, 亚里士多德所涉及的主题则似乎更为接近近代政治思想的种种话题, 包括诸如政治团体的组织形式、政制形式以及公民资格, 甚至讨论了如何建立能够防范、疏导革命的宪政体制。这些较为细碎的讨论让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更富现实性, 在这种现实性中, 亚里士多德并不急于构筑理想国家的理念, 而更关注于趋近正义的可行性的政治体制。而这一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研究路径恰是政治学所特有的一种本性。 由此, 我们能否做这样一种判定: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开端处,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我们构筑了两条不同的延展路径: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思想者, 试图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政治, 因此将以理念优先, 制度的设计不过是理念的模仿。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者, 以政治实践的操作为重心来讨论政治, 因此将以制度的现实设计的可操作性优先来讨论理论问题。在这一意义上说, 两者的区分也是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区分。 如果我们对于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不同理路缺乏一种清楚的认知, 从而有意抑或无意地将两者完全混同起来, 那么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当代生命政治的研究之时, 我们多少会诧异于这一对“政治”问题的研究路径, 并将这一研究路径视为对当代政治思想的一次重要的转变, 例如当代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希多所说:“自从米歇尔·福柯重新提出并重新定义[生命政治]这个概念 (他没有造这个词) , 政治哲学的整个框架依然深层次地被改变了。” 但不管怎样, 生命政治的出现似乎打破了当代政治思想中被英美政治思想家所统摄的天下———在英美政治思想视域中, 政治, 从未脱离与治国术、管理术相关的种种制度设想。即便罗尔斯在当代重提“正义”, 也不会将正义放置于柏拉图的正义观的层面上来加以讨论。就后者而言, 正义意味着不同分工的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状态, 阿兰·瑞安曾指出希腊文的dike被翻译为“正义” (justice) 不太恰当。因为前者更准确的翻译方法是“全面正确” 以亚里士多德为开端的这种政治学传统, 我将其视为一种用政治压倒哲学的研究路径。而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政治思想研究路径所彰显的却是哲学对政治的僭越。因此, 对于许多政治学家来说, 《理想国》与其说是一部严格的政治学著作, 不如说是一部关涉其形而上学的哲学著作。如果说英美的政治哲学传统所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 那么当代蓬勃发展起来的生命政治, 则更似乎是柏拉图传统的继承人。两者共同构筑了当代政治思想研究的基本构图。 二 展开方式的描述性分析 我将目前盛行于欧陆的生命政治传统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它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思想, 不如说就是一种哲学, 抑或进一步说, 是对“生命”转变为一种“生物”而产生的哲学反思。生命政治虽然并不肇始于福柯, 但显然福柯是促使这一思想成为当代显学的推动者。福柯从根本上改变了生命政治在20世纪20年代瑞典政治学家科耶伦 (Rudolf Kjellén) 所构筑的原初内涵, 后者试图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群体之间的争斗和战争。 生命政治, 在我看来, 是福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与政府形式的实践框架下所提出的一个描述性概念。对于福柯而言, “所谓生命政治, 我指的是从18世纪开始的将这些问题理性化的尝试。这些问题,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