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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日本 由于地理上的相邻性，中日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交流。唯一的故事是2000年前写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能从这些记载中,了解到当时两国间来往的情况和日本列岛上的概状。尤其是在八世纪以前,中国已有高度灿烂文化时,日本列岛上还处于原始或刚开化时代,没有文字,更没有用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以后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对古代的史事,除神话、传说外,又多凭追记,其中自不免杂有臆测或虚构之词,更有些是剽窃自中国史籍的。因此在了解古代,即所谓“大倭阙史时代”一阶段日本列岛上的情况、史实时,中国史籍上有关的记载,也就成了唯一可据的文献。 中国史籍上的记载,当然都出自中国人之手,不用说其立场、观点乃至衡量事物的标准,都是当时中国人的。而当时日本列岛上,无论在生产、思想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这样从中国史籍上有关日本列岛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方法和衡量标准。这在今天我们研究两国关系史时,是极重要,而且也是极饶兴味的。 中国人所撰著有关日本的记载,为数不少,但在古代隋唐以前,大多数的都是从官选史书,即所谓的“正史”中敷衍而来。因此说,了解到正史中有关日本的记载,即倭传、倭人或倭国传、日本传,大体上也就能知道古代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 隋唐以前,中国官方所选为正史之中,备有有关日本情况记载的有十二种;但最早的一种,即《汉书》中,却只在《地理志》“燕地”项下提了一下,既没有专传,而且全文也仅寥寥十九个字,无法据以说明,因此 现在根据这些正史中有关日本列岛上的专传,来看一下古代中国人是怎样看待的。 1. 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称谓的改变 从正史中对日本传的排列看来,可以得出一个概念,就是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日本是属于四夷之一,和中国本土各民族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其有关记载,都归入夷蛮传,最多是在东夷传中。这一点,在古代中国,无论在物质或精神文明都远胜于周围民族、国家时,不能以平等相待四周一些落后民族和国家,视之为蛮夷戎狄,并不是件奇怪的事。而且蛮夷戎狄在当时,也只是一种称谓,并不含什么特殊或轻侮的用意 因为在古代中国把周围文化水平低于中国的民族国家视为夷蛮,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交通往来上,就不是平等的。而在事实上,至少在隋唐以前的实际情况,也确然如此。这不仅对日本如此,对所有民族国家都这样。现在我们所见到各种史籍有关日本记载中,对两国间的通交往来,都称作“献见”“朝贡”,甚至连最初记有涉及日本列岛事情的《汉书》,即在寥寥十九个字中,也用“以岁时来献见云”。以后的记载中,不是“奉贡”“遣使贡献”,就是“恭修贡职”。这情况一直到天朝这个纸老虎被打破之后,才有所改变。 既然日本对中国的往来是“贡”、是“献”,那么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回赠,必然是“赐” 随着生产的发达,日本列岛上有了统一的国家和一定程度的文明,也培养了民族的自尊感,不再以接受中国统治者的册封为满足了。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中国方面的记载中。《隋书》记载,大业三年(607年)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所携带的国书上,就不再用过去那样的“贡”“献”等词,而用了对等的称呼,致使“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在上面所列十一种古代记有日本传的正史中所用称呼看来,可以清楚地见到,以《旧唐书》为界,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称谓有所变化了。《旧唐书》中还“倭”与“日本”并列,但从《新唐书》起就再也看不到用“倭”这名词来称日本了(当然,只是指正式的情况下)。所属的部分,由中世纪起也从四夷而改列入“外国传”中,这充分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促使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根据我国修史的体例,对汉族以外的民族,中国以外的国家,其所用的称谓,有一个原则就是“名从主人”。因此正史中对日本称谓的改变,意味着日本列岛上他们所用自称的改变。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中国正史中,只有《旧唐书》对日本是用两个名称,而且都作有传的,在时间上大概是以七世纪下叶为分界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日本列岛上的事,在《旧唐书》中,列在“倭国传”,而到长安三年(703年)时的事,就记入“日本国传”下面了。由此可知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称谓的改变,大概在这前后。 再看一下日本方面的记载吧! 《日本书纪》在大化元年(645年)所记日本朝廷给高丽、百济来使的诏书中,虽然已经使用了“日本”等字样,此外也有用日本这名称的,是不是可以因此而认为《旧唐书》中的记载后于实际,与事实不符呢?因为中国的改称日本是在八世纪。 1797年,修纂《大日本史》的彰考馆藤田正一在其致水户馆僚的信中,对这一点也曾有过说明。他在信中说:“昔者,太祖神武天皇始都大和之地,(《续日本纪》天平九年十二月丙寅,改大倭国为大养德国;十九年三月辛卯,依旧复为大倭国。《拾芥抄》天平胜宝中,改大倭为太和。《倭名抄》大和呼云于保夜万止。——原注)历朝多因之。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