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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地方政治的历史考察 六朝是贵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绝对优势时代。当贵族根据九品中正制度,起家步入政界以后,一般都要作为地方长官或州镇长官的幕僚直接参与地方政治。根据前人研究,魏晋的贵族在出任地方官时,为政方式大体有二种类型:“清简”与“威惠”。前者体现了贵族式“清”的理念,具体反映为减轻租役,削减开支,执法宽仁,对民众不施压束缚,使他们能自由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后者依仗军事行政才能,类似于汉代的循吏、酷吏,利用武力、严刑等强硬手段打击外敌、异民族、叛乱者及豪强,通过振兴农业、救济贫民、敦促教化等政策积极介入民众生活。永嘉之乱以后,随着华北贵族的南迁,“清简”政风也随着东晋贵族政治的建立而渗透到了江南的地域社会之中。反之“威惠”政治日渐消失,仅见于四周的边境之地。两类政治的此消彼长,显示出了新兴贵族代替汉代循吏、酷吏式传统官僚的过程 本文拟以这些评语为中心,对门阀贵族制度最为典型的东晋时期的地方政治作总体观察,希望藉此重新认识六朝门阀贵族政治的特点及其实质。 一、 因工艺而致的狂狂地“初步”。我国, 东晋地方政治中,有些例子反映出了地方首脑人物的贪残性格。《晋书》卷81《刘胤传》(下文同书仅列传名)载东晋初期任江州刺史的刘胤:“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有司奏免胤官” 以上几例显示了东晋地方政治中一些官员的“贪欲”性,与此相连的还有横暴。陶侃为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有众多“山夷”断江劫掠,于是陶侃命部将假扮商船引诱劫匪,抓住以后一查乃是西阳王司马羡的左右(《陶侃传》)。根据田余庆先生的研究,其时除了司马羡以外,祖逖、郭默、魏浚等所谓流民帅也都有着类似的打劫行径 通过暴力侵扰百姓的例子,在廷尉张闿身上也可以看到,“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讼于州府,皆不见省。会(贺)循出,……闿闻而遽毁其门,诣循致谢”(《贺循传》) 上述贪欲、横暴的例子,发生时期大致为东晋前期,到了东晋末也仍然可见。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宠臣茹千秋之子寿龄为乐安县令时:“赃私狼藉,……谷贱人饥,流馑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简文三子传》)遇到茹寿龄这样“赃私狼藉”的官长,再加上宰臣对其包庇,乐安县民就只能“流馑不绝”,生活在“单贫”之中了。另据《王恭传》,“(王恭)自在北府,虽以简惠为政,……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 以上所举东晋初到末期的“贪欲”与“横暴”的例子,从“不恤政事”、“以私废公”、“侵食百姓”、“赃私狼藉”等情况来看,其共通之处都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置百姓的生活于不顾。面对这样的官长,民众一方的反应自然便是“人多患之”、“士庶怨嗟”或“流馑不绝”了。 前面曾经提及,严耕望先生指出了“贪残”之风乃南朝地方政治的主要弊害,并论南朝包括皇帝在内,地方官们对自己的贪残意识毫不掩饰,近乎公然地鱼肉地方,欺压民众。那么与这股风气相比,东晋又如何呢? 穆帝(344—361年在位)时,散骑常侍刘波有一个上奏,针对当时地方政治中的种种弊端作了激烈批判,指出当时之所以出现“国用不足”和“百姓流亡”,根本原因即在地方政治中出现了“以百姓恤君,使之蚕食”的倒错状况(《刘隗传附孙波传》) 应该说刘波的批判、何充的不畏强权,代表了一种与贪欲、贪残之政相抗的舆论。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前面所见范弘之对名族谢石的酷评以及有司奏免刘胤之职。再进一步看,还可以发现面对这股舆论,被批判者出现了某种转向和反省,如张闿“遽毁其门,诣循致谢”,便是主动改掉了以前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恶劣行为。太原王述也是如此,据本传,他后来历任州郡,却是“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 二、 “严猛”的舆论 与“贪残”之政不同,东晋地方政治中还有一种被称为“严猛”的政治。余姚令山遐对治下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的行为毫不留情,“绳以峻法”。后为东阳太守时,也是号称“为政严猛”。对此康帝专门下诏,“东阳顷来竟囚,每多入重。岂郡多罪人,将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表示了疑虑(《山遐传》) 前面我们看到,面对地方的贪残之政,东晋政界有一股批判的舆论,并且还在发生功效。那么,对“严猛”政治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世说新语·轻诋》:“刘尹(惔)、江虨、王叔虎(彪之)、孙兴公同坐,江、王有相轻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词色甚强。刘尹顾谓:‘此是嗔邪。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批判之后,时人对所谓“严猛”、“酷”所作的判断基准。例如元帝在诏书中专门提及地方官之任,应“勉励其德,绥齐所莅,使宽而不纵,严而不苛”(《张闿传》) 如上所述,在东晋时期,无论“贪欲”政治或是“严猛”政治,尽管在目的上有着为私为公之别,但共通之处都在于扰乱了地方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