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除事件中的受害者与施暴者关注校园暴力的旁观者.docxVIP

移除事件中的受害者与施暴者关注校园暴力的旁观者 随着网络传播方式的增多，“观察者”群体逐渐出现在人们面前。当看见校园暴力发生的时候, 他们不是去制止、劝阻或报告老师, 而是饶有兴趣地拿起相机和手机进行拍摄, 以一种娱乐的心态看待发生在校园中的暴力行为, 并且在网络中传播散发, 使得校园暴力的影响更大。事实上, 国外学者已经关注到了旁观者在校园暴力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者调查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1993 年到 1999 年的调查显示:在学校发生的袭击和抢劫案中 80%的案件有一个或多个第三方在场, 比成人案件的比例多得多;上学及放学路上的暴力事件中, 71%的案件有第三方。[1]可见, 旁观者在场是校园暴力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本文中, 旁观者是指某起事件的知情者、目睹者及干预者 (包括帮助受害者, 也包括帮助施暴者) , 根据其行为类型可以分为四类:协同欺负者 (事先并不知情, 但事发后协助施暴者捉弄、折磨受害者) 、煽风点火者 (通过一定的煽动性语言、姿势或行为而鼓动施暴者) 、置身事外者 (保持中立, 不介入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 和保护者 (安慰、帮助受害者, 并努力制止暴力行为) 。 一、 旁观者的现状 研究者们在 20 世纪末就认识到校园暴力是发生在社会性背景下的一种群体现象[2], 因此不仅包括了施暴者、受害者, 还包括了大量的旁观者。各国研究者通过定量研究发现, 大部分学生做过旁观者, 特别是中学生。如 1996 年芬兰学者克里斯提娜·萨尔米瓦利 (Christina Salmivalli) 等人的调查发现, 87%的学生曾在欺负和暴力事件中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 以置身事外者、协同欺负者和保护者居多 [3];1999 年康奈尔 (O’Connell P.) 等的研究发现, 在美国 85%的初中校园欺负与暴力事件有至少一个旁观的同辈在场, 一半以上的事件中有两个以上的旁观同辈在场 [4];2005 年肯·瑞吉白 (KenRigby) 等对澳大利亚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 有 92%的中学生和 97%的小学生至少看见过一次言语欺负, 而目睹校园身体暴力的比例则分别为 60%和 74%[5]。同样, 在 2006年、2007 年两项加拿大的旁观者研究中, 分别显示了 3-6 年级的小学生中有 60%在过去的四周内目睹过言语欺负事件 [6], 87%的中学生 (8-10 年级) 在过去的一年里旁观过校园暴力事件[7]。2011 年克里斯提娜继续进行旁观者的研究, 对芬兰 8248 名 9-11 岁的孩子进行了调查, 并发现与 1996 年相比, 旁观者的数量和类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这项研究中, 他们重点研究了旁观者的不同反应类型如何影响校园欺负与暴力行为[8]。与国外学者对旁观者的调查结果相似, 笔者2012 年对山东、河南、江西、广西、内蒙 5 个省份的 2434 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 81.4%的中学生曾经做过校园暴力的旁观者, 而且 34.7%的学生多次旁观过校园暴力[9]。 上述研究的结果均显示:在校园暴力中旁观者确实大量存在。克里斯提娜等的调查结果发现:旁观者的存在对校园暴力行为来说并非一堵无意义的背景墙。她对比了不同班级之间的欺负频率与班级成员的旁观者态度类型, 结果发现:旁观者的态度类型与班级欺负频率之间有着强相关, 持协同欺负态度的旁观者越多, 班级的欺负行为就越多;持反对欺负态度的旁观者越多, 班级中的欺负就越少[10]。因此, 关注旁观者, 化消极态度为积极干预, 是减少校园中暴力与欺负行为的有效方法。 二、 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面对正在发生的校园暴力, 旁观者为何会选择不同的态度和行为?除偶然因素之外, 目前的研究中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几种解释:旁观者效应、与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关系、社会规则以及自我效能感等。 (一) 社会环境因素 对旁观者群体的行为, 社会学中常常用“旁观者效应”来说明:在紧急情况时, 由于有他人在场而没有对受害者提供帮助———也就是说, 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 即旁观人数越多, 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他们采取反应, 反应的时间也延长了[11]。社会心理学将其称之为“责任扩散效应”, 即利他行为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当发生了某种紧急事件时, 由于他人的在场, 帮助人的责任被扩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 这样每一个人都减少了帮助的责任, 容易造成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因而, 旁观者的问题不是在于旁观者的“病态”人格或道德败坏, 而是在于旁观者的社会环境因素。在实验与社会调查的基础上, 研究者发现除了多人在场造成责任扩散的“旁观者效应”之外, 还有一些因